李商隐以女性为美的化身，女性是其感情理想和政治理想的载体，他以一种尊敬女性，崇拜女性的眼光去看当时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具有时代的进步性。
一、女性是其情感生活的载体
李商隐的心灵善感、早熟多思使他对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充满了期盼，表现在诗歌中就是两情相悦。这类诗歌中的女性，大多聪颖、美丽，而又多才多艺，如《无题》：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做裙钗。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
李商隐不愧是一个善于捕捉形象的诗人，只寥寥数笔，就把一个纯洁任性、多才多艺的少女形象活脱脱的放在我们面前。据前人考证，此女实有其人，其名为柳枝。柳枝在李商隐感情生活中地位极重，影响极深。这类诗歌，把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把那种在痛苦中执着追求的精神，都非常强烈的表现出来了，从中也反衬出作者情感寄托的理想。
李商隐在虚拟的神话世界中也同样的表达出了这种情感期望，如《重过圣女祠》：“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作者将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神与人相糅合，构造了一个似真似幻，亦实亦虚的世界：细雨如梦，轻轻的飘洒在屋瓦上;灵风柔弱，整日也吹不满祠前的神旗。这里有道教神话典故中的女子萼绿华、杜兰香与人相恋的爱情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有一个共同点：诗中女性的爱情生活俱以悲剧告终。实际上，这也是李商隐情感理想落空、破灭的一种隐寓性表现。由于现实生活感情的不幸，他只有寄托在诗歌中，因此这些女子不一定是实有其人的，而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二、女性是其个人身世不遇的理想载体
在李商隐的诗歌中，常被同情的对象主要是宫中女子与道姑。李商隐在同情她们的同时，借以抒发自己人生失意的苦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共识，使李商隐与她们达成一致。如他对自戕以邀宠的宫女表示深切的同情：“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梦泽》)。他对宫女得失恩宠的挽叹“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未保恩”(《槿花》)。“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宫辞》)。在特殊的题材之歌咏中融入广泛的人生体验，视角独特，感慨深沉。他对宫女的身世、际遇的哀婉和同情也有几分是为自己的，因为诗人也有为世所弃，远贬他方的经历。同病相怜更触发了诗人的创作欲望，所以他不自觉的选择了宫女做为他抒发人生苦闷，身世不遇的的载体。
此外，在其诗歌中，还有一类女性，他们圣洁、坚贞，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是人们心目中美丽的化身。她们已脱离人间的烟火气，已脱离了男性赏玩的目光而具有了冷肌玉骨的超逸之美，因而抒发了作者特殊的感情，有较深的寄托。他的《圣女祠》其一:“消息期青鸟，逢迎异紫姑。”“星娥一去后，月姊更无来。”其二:“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常着五铢衣。”诗歌把圣女越描写得圣洁庄严，高不可攀，这种追求的意义也越值得珍惜。在他歌咏这类题材时，自然触发并融入自己的身世遭遇和人生感受，故感情内涵深沦虚括。
三、女性是其政治寓意的载体
李商隐生活的时代，唐朝的辉煌已近西山。“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宦官专权，党争不断，藩镇割据，表面虚浮的热闹之下危机重重，有志于重振国运的文人士子一面无限感伤追忆往昔,一面从历史中去找亡国之训、治国之方。由于儒家“女祸亡国”的观念根深蒂固，李商隐也在所难免为之所禁锢。“与国君有联系的女性很自然的成为社会政治的对立面，对社稷江山有不可阻挡的瓦解力。是她们引发国君不加修饰的感情，并导致亡国的悲剧”(蔡燕《李商隐诗歌女性形象两极化倾向对其诗风的影响》)。如《北齐》二首，其一：“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其二：“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这些诗以古讽今，以写陈事而刺当朝。他也经常借本朝早期史实，特别是利用唐玄宗的失政，对当朝皇帝进行讽谏。如《华清宫》：“华清恩宠古无伦，犹恐娥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
情感失意与身世不遇所演绎的悲情二重奏，在李商隐的诗歌中形成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女性化书写。女性丰富了李商隐的诗歌内容，更重要的是李商隐对女性的关注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对女性生命价值的一种认可。而同时，因了对女性世界的描写，李商隐寄寓其中的深挚的感情与理想也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以女性世界这一独特的方式宣泄他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慨，“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使他笔下的女性更显神秘动人之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