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一生职事活动丰富，以“永贞革新”为标志，其社会角色转换差距很大，处于强弱势的变化之中，思想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文学活动。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刘禹锡早期的职事活动与文学的关系着力较少，对其贬谪之后的职事活动与文学关系研究较多，萧瑞峰先生所言颇具代表性，“刘禹锡一生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发展时期……至于谪居郎州前，因作品寥寥无几，且为浮泛的应酬之作，似可略而不论。”从思想的延续性而言，刘禹锡思想性格的形成，与其早期职事活动有很大关系，并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发生较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分析刘禹锡永贞革新以前的职事活动与文学关系。本文所涉刘禹锡职事经历皆据卞孝萱等著《刘禹锡评传》，所涉刘禹锡诗文皆从瞿蜕园校点《刘禹锡全集》。
崇文馆太子校书与其早期诗文才华的显露。
刘禹锡早年勤学诗文，才华出众，一试登第，后又应博学宏辞科，并以文登吏部取士科，卞孝萱先生考证，贞元十一年（795），刘禹锡“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唐六典》卷二十六载，太子校书（郎）从九品下，负责校勘书籍。唐代校书郎见于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集贤殿、司经局，虽为九品文官，但任职者多为文采出众之人。有统计显示，唐代从校书郎起家的诗人或文士当中，就有三十五位官至宰相。校书郎一职可以广涉经籍，提升文辞才干、增长学养。刘禹锡对任职校书郎很自豪，对未来仕途也充满信心。
太子校书郎是崇文馆官员，崇文馆属太子东宫，《唐六典》载其职责是培养学生以应科试，“其课试、举送如弘文馆”；其实是贵族型大学，因而备受重视，一度以宰相为学士教授诸生。刘禹锡入职时，崇文馆归左春坊管辖，地位自不如之前宰相为学士、总馆事之时，但其所属东宫、贵族学校的特性仍在，而且科举及第率高，《唐会要》卷二《吏部考功员外郎》规定“弘、崇生虽通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亦不拘常例”，可见弘文馆、崇文馆的学生多为未来之官员。才华出众的刘禹锡入职其间，受到这里读书人的景仰；另一方面而言，希望“特达”的刘禹锡也结交贤达、展示文才、指点后学，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云“官司闲旷，得以请告奉温情。是时年少，名浮于实，士林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