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因生平交游及难分伯仲的诗文成就而被人以“刘柳”并称。
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在散文创作领域皆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柳宗元倡导古文,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创作不仅变一时之文风,且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刘禹锡的散文也极具特色,能“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四库全书总目》)。然而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一位作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都与前代的文学传统存在着继承关系。柳刘二人皆博览群书、学识不凡,他们在散文创作方面均十分注重继承和积累,强调学习和借鉴前人的优秀作品。柳宗元在《与杨京兆凭书》中曾云:“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刘禹锡对自己青年时代勤学苦读的经历有过这样的描述,自云:“畋渔于书林,霄语途话,琴酒调谑,一出于文章。俄被召为记室参军。会出师淮上,恒磨墨于上,或寝止于群书中。”
探究刘柳散文各自的取法渊源,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他们散文的特色。首先看柳宗元,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作文应该“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而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不仅如此,还应“参之谷梁氏以历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他将《书》、《诗》、《礼》、《易》、《春秋》五经作为文章取法之源,视儒家经典为学文的根基,认为这些典籍是作文者首先应该取法的对象,只有通过学习这些经典著作才能掌握文章创作的要领。同时,他又要求学文者能够旁搜远绍、广泛涉猎,在精研儒典之余,旁及子史,并将《谷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也列为取法对象,认为研读这些著作能使文章情韵不匮而负有气势,条理清晰而逻辑严密,文辞洁净而幽深妙微。与人谈及作文之道时,他强调应“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宋人吕祖谦和王应麟皆认为柳文多处效仿《国语》,如将《国语》与柳文加以比较,的确可以看出这点。例如,柳宗元《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的风格确有类似《国语》之处。但他善于学习,并非刻意模拟,能吸取《国语》行文的妙处而加以变化。先秦诸子的文章,柳宗元最爱《韩非子》,其论说文多受其影响。除了儒家经典和诸子散文外,柳宗元评价最高的是西汉文章,他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中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他认为“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指出殷周以前的文章重质轻文而过于朴直,显得简单而粗糙,魏晋以后的文章唯求形式而失于靡荡。既不简野又不靡荡,文质兼备、折中而行的惟有西汉之文,文至东汉,则又衰落了。应该说柳宗元的论说文和赋体文是其最具特色的两类文章,而西汉文章中成就最高的也是这两类,从中可见柳文与西汉散文的关系。柳宗元十分喜爱扬雄的文章,曾为《法言》作注。刘熙载指出柳文修辞炼字的方式多得益于扬雄之文。柳文还受到《史记》的影响,例如《游黄溪记》篇首几句的笔法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极为相似,显然是导源于此文。因此,韩愈曾指出柳文具有雄深雅健的风格,类似司马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笔法多受《山海经》和《水经注》启发。他在重视西汉文章的同时,也不偏废六朝文赋,披沙拣金、多有采撷。正是其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的取法方式,造就了柳文变化莫测、富于创造的独特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