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为何胡适、周作人等中国文人被鲁迅先生评为是臣奴呢?下文是小编收集的答案，我们一起来阅读了解。
当一个人处在禁锢着的罐头里边,连人身权利也没有的时陕,却不思突破它,反而反对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和理性,反对作樱人之声,而用一种反求诸己的精神解脱法来寻找个人性灵,这性灵天赋如何光大?如何做到“越雷池”,“起伏裕如”,“无拘无碍”?问题还在于,在你的身旁流淌着无数生灵的鲜血,你却用忘却法来麻醉自己,从血泊中寻闲适;一个人到了蔽聪塞明,感情麻木的地步,这还有什么个性起伏裕如可言?还有什么个人性灵之光可说?还配谈什么反载道文化?
对文人中那些为虎作怅者,有奶便是娘者,“暗地里使劲拉那上了绞架的同行的脚”者,鲁迅的批判虽然鞭辟人里,但这并不是他的文人论中最富色彩最有贡献的部分。因为这种人格品位太低,尽管为文人所常有,但在中国历史上,它既为士大夫所不容,也为隐君子所不齿,不足以代表中国文人。二、三十年代,真正典型地因袭了中国文人性格传统的“新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鲁迅对现代中国文人最富价值的批判,正是通过对这两派人物评析来展开的。
新月派是以留学英美归国的博士型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文化派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过欧风美雨的充分浸淫,知道什么叫自由、人权。他们中的一些人,五四时代就是专制文化的抨击者,后来虽常常提倡走进书斋,不谈政治,但不少人对政治一直有很强的参与意识。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来逐步改良中国,其愿望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没有意义的。
问题在于他们“太与旧社会周旋了”(钱玄同语),总是把根本的希望寄托于专制政府的良心发现和旧派人物的翻然悔悟。这种入一世态度,与传统的士大夫是一致的。
把胡适改变《新青年》宗旨,渴见溥仪,参加段祺瑞善后会议,`1929年发起“人权运动”看作是屈服于反动派、保皇、为虎作怅、有意作戏恐怕都言重了,但说他求官场优容,试一试他的好人政府主义,乐为庙廊宾师,却是不过分的。鲁迅正是从这一路径来对胡适们作文化归结的。对新月派一场俨然民主运动的破产:《新月》被没收、《人权论集》被查禁、罗隆基被捕、胡适遭警告,鲁迅没有表示同情,因为他深知所谓人权运动的个中秘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在一场悲喜剧过后,鲁迅对胡适们作了嘲弄性的总结,并且在屈原—焦大—胡适之间划了一个性格等式:终究是臣奴。
近人常常论述到胡适的优容、温和风度。在学术切磋中,在朋友交往中,优容与温和未必不是一种好的品质。我以为鲁迅从来没有在这种意义上反感过胡适,批评过文人。他曾经赞扬李大钊“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不在同人中明争暗斗即可见一斑。文人的优容与温和,只有在它畸变为一种奴态时,才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
读鲁迅论胡适的文字,不难发现,鲁迅并没有在其它意义上对胡适的为人有过多少抵悟,他对胡适由不以为然、芥蒂,发展到反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胡适的性格的妥协性的逐步加深为转移的,他与胡适最后反目,是在胡适“走进主人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