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说：鲁迅是伟大的，然而谈者太众，以至失了新鲜感;又不能说：我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说些不一样的。所以，确乎是个困难的话题。然而，一本《呐喊》，薄而沉重，中国的学生们，无论如何算是读了大半的，年来岁去，谁人读起开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嘘自叹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了歇了，坐椅子上一声叹息，连吐落的第一口气里都有着疲惫的痕迹，于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有时候惟有鲁迅。一个民族文化的着落点，有失便就有重构，倘若说旧文化隳于五四，则新文化的构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说是从《呐喊》而起，这之间，有着总体与个人差异的说法，所公认的，是鲁迅作为旗手，举的标志物明白而辉煌。
在自序中，鲁迅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作者最初的困惑和最审慎的态度，得来的回答不够令人满意，却现实功利且无可奈何。
一个问题浮现：究竟是谁人的呐喊声?——关于呐喊者，关于呐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鲁迅的身份定位：知识分子否?还是作家?抑或学界同声呼唤的启蒙者?最切实际、最大的可能是三者兼具。我们意愿读懂《呐喊》，向往理解作者，因而这是困境，也是高潮。
竹内好眼中的鲁迅，是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和近似于儿童的、相信纯粹的文学的鲁迅这种二律背反同时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鲁迅形象注定无法单一的历史文化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