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玫瑰到饭黏子的宿命
1923年10月，鲁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学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
开学第一天，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一个黑影便在嘈杂中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两寸长的头发，粗且硬，笔挺地竖着，真当得起“怒发冲冠”的“冲”字。褪色的暗绿夹袍与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
手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钉，炫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也满是补钉。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补钉们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
女生们哗笑：“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可是，当他以浓重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时，教室很快肃静无声——课程的内容把学生们摄住了。
从此，许广平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
听了一年课，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那些信件后来在1933年被编辑成《两地书》。
同时代的情书大多炽烈得肉麻，就像徐志摩的《爱眉小札》，无关的人看了常生出红烧肉吃多了似的粘腻，《两地书》却不同，琐琐碎碎的家长里短透出俏皮的会心。我们太熟悉那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信里，冷不丁冒出个小清新、小温暖、小淘气的中年怪蜀黍，还真有意外的喜感。
两人照例谈女师大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因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是学潮的骨干，也会聊变革时代思想的苦涩与纠结，但最生动的，却是那些絮叨却字字关情的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