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生活在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势必会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会随着境遇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求仕并非他交友的主要意图，他一生对朋友的感情至真至纯，是一个对朋友有着真性情的人。
近年来学界对孟浩然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其中又以其对仕途的追求为着力点;二是认为其参加科举前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科举落第，求仕无望之后，则又是以释道思想为主;三是认为在孟浩然身上，儒释道是圆融合一的，它们共同影响了诗人的一生;四是认为在仕与隐的人生选择上，隐逸思想占了上风。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未能以诗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观照诗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论述诗人对于仕途的追求时，把这一思想极端化了，以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其交友主要就是为了求仕。我们不否认这是他求仕的一种手段，但并不能由此论定其交友就是为求仕。为了对孟浩然的形象有一个新的认识，本文以孟浩然的友道为论述点进行探讨，即从他交友的原则、方式、态度等。
在孟浩然不甚得意的一生中，虽未进入官场，不曾有一番政治作为，但却与不少官场上的人往来，有的甚至是“忘年之交”。孟浩然的一生，除了求仕、漫游的那几年不长的外出时间外，基本处于隐居状态，这也是有学者认为隐逸思想对孟浩然影响很大的原因之一。但生活中，他却是“往来无白丁”，不仅“谈笑有鸿儒”，而且还有上人、道士、禅师、隐士、逸人之类有着高雅情趣而又远离俗世之人，隐而不尽隐。与一些经历坎坷甚至命途多舛、宦海沉浮的文人相比，孟浩然一生的经历相对要简单，但这并未影响他生命的厚度。这也得益于所交往的这些朋友。据笔者统计，孟浩然所结交的有官职的友人约六十人，其中有曾贵为宰相的张说、张九龄，有一生亦官亦隐的王维，有裴■、王昌龄、独孤册、卢象、张子容等一些官职不显要的友人。孟浩然固然结交了这许多官场上的朋友，也不能否认这不是他求仕时曾寻求的一种途径，但仅仅把这视为他交友的目的而忽略了他真性情中的另一面，那就把人物片面化、简单化了。如此，孟浩然也不过是一个热衷于追求食禄的大俗人，李白也不会发出如此追慕之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赠孟浩然》)[1]2。在他的心目中孟浩然也不再是“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赠孟浩然》)。李白素有“浪漫主义诗人”之称，给予孟浩然如此高的称赞，融入如此浓郁的感情，这不是一个醉心功名，与人交往时不忘带上功利的孟浩然可以激发的，甚至连结交都未必可能，何况还是“忘年之交”。科举不第，求仕无望，伤心离京，诗人胸中虽有千般沟壑，但面对送别的王维，割舍不下的依然是那份深情厚谊，“寂寂竟何代?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古人违”(《留别王维》)。古人很重离别，离别唯恐是诀别，多少话儿涌上心头，只怕从此“知音世所稀”。人生贵得一知己，后会未必有期，其间流露的感情可谓真挚深沉。面对友人失意离去，王维也不无伤感，但还是尽可能地宽慰他，希望他“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送孟六归襄阳》)。经历了宦海沉浮的王维如何不知道为官之艰险，功名固然重要，但生命的意义不止于此。对诗人而言，把守住精神的家园，操持好高洁的品行，也是人生的一种所在，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王维可谓用心良苦。对一个为进入仕途，一心以朋友为方便之门的人，王维是不会如此苦口婆心。这正说明孟浩然性情中“真”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