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没穿燕尾服
诺贝尔文学奖发奖的几天后，我去参加中国作协一个的会，会上有莫言。在电梯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脸善意、一脸热诚、一脸崇敬地望着我：你也是来开作家会的吗？我明白他看到的不是我，是莫言。这位电梯男说：我真是太懊恼了，我来北京买到了莫言的一摞书，本来好高兴的，可是昨天刚寄回老家，就在这饭店里遇到了莫言！唉，我要是没寄回去让他给我签个名多好！幸亏我和他合了影。
说着他热热地看我一眼，我知道他看的还不是我，是莫言，但我还是很感动。莫言获奖给世界增添一份美好，譬如对这位电梯男，也譬如瑞典很多店里，瑞典文的莫言小说《生死疲劳》《红高粱》等，成为圣诞礼物在热销。
电梯男拿起手机就要给我翻找照片，不过电梯门开了，我要去会场了，那里没有照片上的莫言，但是有真人莫言。
作家们请莫言讲讲去瑞典领奖前后的种种。开始我没有看到莫言，不是因为他坐在犄角旮旯，而是因为开会时我从来不大看得见他。他不喧哗，少言语，而且他那衣着好像隐身衣似的能把他隐去，略去。这位从来对衣着忽略不计的人，去瑞典前，他该穿什么服装，也成了一道公众讨论题。他说：如果满台燕尾服，就他穿对襟棉袄？而且中装到底是什么？是马褂，是长袍？有人说是汉服，可是又有人说汉服类同日本和服。
领奖后就有人对莫言说要用双倍的钱买下他穿过的燕尾服，莫言当然不卖。他戏言：从赚钱的角度讲，做燕尾服也对了。铁凝插话说，一位德国朋友来电告诉她，原先觉得莫言土得掉渣，领奖时穿起燕尾服竟是比很多人都精神。
莫言依然用他的低低的又非常高密的声音说：在座各位都可以得这个奖，可是授给了我，我也没办法。
我看莫言，没穿燕尾服，没有系纯白坚挺的领结，身旁没有瑞典国王或者皇后，也没有他领奖时的《中国舞曲》。原来，莫言还是莫言。好像前些天没有去过瑞典，没有那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中“曾经”的辉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如灰姑娘的童话故事，辛德瑞拉在宫廷与王子跳舞后，午夜十二点，又变回灰姑娘，又是灰头土脑地面对不尽的家务。莫言更要面对不尽的事务，而且也变回“灰姑娘”：他明显地瘦了，气色也不如赴瑞典前的一次会见。那天是莫言和杨振宁的第一次握手，叫我感觉着诺贝尔奖在中国血统里的延续。莫言西服潇洒，腰带挺拔，好像个头都长高了，作家里终于有了一个高富帅，真棒！我想，人得了诺奖，气象有所改变，这是一种提升，一种升华。可是，没有想到，莫言一下消瘦了不少。毕竟，其实，这些日子，他太辛苦了！
诺奖绝不仅仅意味着燕尾服，还意味着辛苦和各种意想不到的付出。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如果说这位高密农民过去的穿着好似隐身衣，那么现在他的隐身衣早被太多的聚光弄得荡然无存。有某人七年前开的“莫言饺子馆”现在要拍卖店名，起价一百五十万元；又有人在网上弄出一个叫“莫言醉”的酒名，拍卖千万元（比诺奖还高呵）。莫言成了太受关注的公众人物，就兼有娱乐大众的功能了。这当然太有悖他的初衷，如同有悖他的“莫言”二字。无奈全民的、世界的关注，使那个诺奖光环的瓦数激增，叫我想起顶光环长翅膀的天使。不过莫言不长翅膀，摘去光环，又穿上他的不会有回头率的服装，当然隐身功能是不再了，到处都有电梯男。
午饭时有人招呼我坐到莫言那桌，莫言坐在一个容易被目光省略的角落。我其实不想坐到他那桌，我觉得对于他，安静就是幸福，保持一份内心的自由，就是阿弥陀佛。他这桌显然之前有人用过餐，所以我们的盘子旁都有前人到此一吃的痕迹。莫言见我们落座，并不言语，只拿起餐巾纸，给我俩一一擦去桌上的不洁。我从来嘴笨，也不说谢谢，光是感动地看着他的手一下一下扎扎实实地擦桌子。前几天，这双手刚从瑞典国王那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和证书。
我问他领奖那天的清晨是不是有一些小孩去为他唱歌？他说有的，每人手里都捧着蜡烛，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么说的时候，我穿越到十日的瑞典，看到在烛光的围绕中，在童声的歌唱中，那天使般的圣洁和美好，叫莫言那高密的脸上，滚动着红高粱般的热泪。
（选自《中国文化报》2012年12月27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