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琵琶行》创作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为七言古诗。白居易任谏官时，直言敢谏，同情民间疾苦，写了大量的讽谕诗，触怒了唐宪宗，得罪了权贵。
《琵琶行》之妙
《琵琶行》妙在哪里呢?妙就妙在它将同在天涯海角的两个不幸沦落人一体化，可谓主宾俱化，同声同气，“专一而又专一，感慨复加感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从知音之寻到幽怨之声，从漂泊之泪到命运之叹以至迁谪之意，无不充分说明这点。而在艺术上，则“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真正达到“情致曲尽，入人肝脾”(王若虚《滹南诗话》)的境界。本文试图将“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吟之人”二者如何相应相通、相映相亲的特点分析出来，从中领会白诗高处所在。
写作背景
《琵琶行》创作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为七言古诗。白居易任谏官时，直言敢谏，同情民间疾苦，写了大量的讽谕诗，触怒了唐宪宗，得罪了权贵。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李师道派人刺杀。白居易情急之中上书请捕刺客，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被指责越职奏事，贬为江州刺史;又进而诬陷他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再贬江州司马。江州当时被看成是“蛮瘴之地”，江州司马虽然名义上是刺史的佐史，实际上是一种闲散职务，这对白居易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嘲弄。他的被贬其实是一桩冤案，他连遭打击，心境凄凉，满怀郁愤。次年(既元和十一年)送客湓浦口，遇到琵琶女，创作出这首传世名篇。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之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
《琵琶行》作于他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