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是我给张诚起的外号。张诚比我大一岁，从小就长得身高马大，体格健壮。上小学五年级时，张诚就能劈柴挑水了。陈老师体弱多病，用的水几乎都是张诚给他挑。学校离村里的水井有一百多米，没有力量挑一担水是很累的。后来我们上中学了，从学校回来，张诚还不忘给陈老师挑水。陈老师在我村小学教书三年，张诚给他挑了三年水。张诚的勤劳诚恳深深地感动了陈老师，后来听说陈老师曾托媒人来，要把自己的闺女和张诚定亲。由于当时张诚年龄太小，不便定亲，几年后陈老师又因病猝死，这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张诚这家伙饭量很大，我们刚上中学时十二三岁，他每顿能吃三四个馍。当时的生活条件特差，加上他父亲去世早，母亲寡妇熬儿艰难度日，哪有什么好东西吃？馍都是用红薯面粉做成的，黑乎乎的，刚出锅时粘手，吃在嘴里粘牙。等凉了再吃，啃不动了。面条也是红薯粉的，是用刚蒸熟的红薯馍压成的.黑面条。一块厚木板，中间挖个圆孔，圆孔底部钉个铁篦，在圆孔里放几个又热又粘的黑红薯馍，用一个中间带榫的长棍对准圆孔往下压。馍做硬了，一个人压不下来，往往一家人都趴在木棍上压，黑乎乎的红薯面条就穿过木板底部的铁篦落进木板下面摆放好的水盆里。然后捞出来，浇些菜汤就算面条了。
就这样的面条，张诚能吃好几碗。往往是我们去找他上学时，喊他，张诚，上学走了！张诚也不出门，在屋里大声回答，我再吃俩馍，等等我！
别人等不等，反正我是要等。我腿跛走路非常吃力，张诚的肩膀成了我的拐杖。他总是让我用手扒着他的肩膀走。我的书包大部分时间都是挎在他的身上。他坚实的脚步带动着我走，使我感到轻松了很多。二里多的路程，中间还有一条沙河。七十年代的农村，坑里有鱼，河里有水。水少时趟着水过，或者是拿铁锹垫几个土堆，跨过土堆去上学。夏天里河水涨溢，水深流急，几个女生都绕到几里外的水泥桥上过河去了。男生胆大，常常脱了衣服举过头顶，找一个河宽流缓的地方，在没过胸脯的河水里走过去。没有张诚我是过不去河的，他让我骑在他脖子上，一步一步地把我驮过宽宽的河面。有一次河水流得太急，张诚被冲得趔趄了好几下，差一点没有把我俩冲走。时至今日，回想当年扒着他的肩膀走路，骑着他的脖子过河，心里就涌起无限的感动。初中二年，如果没有张诚的一路同行，我不知要经历多少困难。
由于张诚的饭量大力气大，上中学的路上没少表演他的“才艺”。有一次，我们说他，鲁智深力量大，人家把垂杨柳都拔出来了，你连一棵小树也拔不出，你差远了！张诚急了，看着路边一棵小榆树发狠，我今天非把它薅出来不中！
这棵小榆树像小孩胳膊一样粗细，根系发达，根像牛筋一样结实，我们几个无论如何是拔不出来的。张诚攒足了劲，咬牙切齿的，把上衣一脱，双手抓牢小榆树，身子往后刹，硬是把这棵小榆树连根拔了出来。从此“鲁智深”这个名号当之无愧地罩在了他头上。
我们上学的村庄东头有一个打麦场，麦场里有架子车轱辘，有石磙，走到这儿，我们往往都要玩一会再走。“鲁智深”有事可做了，有时单手举车轮，有时双手推石磙，把麦场里工具弄得乱七八糟的。后来该村队长派人看着，再不让我们进麦场去溜达。
“鲁智深”虽然身强体壮，可上学不是个料，各门功课都学不会。尤其害怕写作文，每次写作文都是我给他代笔。有一次，代笔不行了，刘老师坐在教室里看着同学们写。题目是《及时雨》，必须当堂写成。“鲁智深”出洋相了，抓耳挠腮四十分钟就了了一句话。刘老师拿在手里，从眼镜上面笑看着“鲁智深”，然后收回目光，一字一顿地读出了张诚写就的作文：天不下雨，庄稼干巴实草的，下雨了，人家都说是及时雨。教室里哄堂大笑，刘老师也笑不可支，弄得“鲁智深”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初中毕业后，我们在一块给队里看庄稼，白天黑夜都在一起呆着。不久，土地实行了责任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田里忙活了。这个时候，“鲁智深”却应征入伍当兵去了，在部队厨房当了一名伙头兵。几年过去，“鲁智深”成了厨师。由于技艺娴熟，退伍时破格留用，不回来了。又过了几年，听说找了个当地姑娘成了家。由于“鲁智深”写信困难，数年间我们只通了两次信，每次都是他托人写的。后来，他的母亲故去时他回来过几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也没时间细谈各自的情况。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各自也都为自己的事业、生活忙碌着，也不知他现在定居何方，身体如何，生活愉快否？
每当我开车从桥上路过村西那条小河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上中学时“鲁智深”驮着我过河的情景，想起我手扒他的肩膀行走的二年时光。我从心底里感激我的这位少年伙伴。只是当时年少，没说出口，及至成年，又天各一方，音讯阻隔，想表白这种心迹的机会也没有了。
“鲁智深”，我的哥们！你在哪里？我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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