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知青”朋友》散文
——献给中国20世纪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前辈们
随着二十世纪的逐渐远去和消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记忆。有人说，知青是最幸运的一代，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代。因为知青的经历是罕见的，艰苦的农村劳动，曾经贻误了数以万计知青们的大好学习时光；但同时又说知青是幸运的，因为艰苦的农村实践，也激发了这数以万计的知青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生活的热情、对未来寄予的美好希望。
我的三位知青朋友，一位是我的姐姐，一位是我的老师，一位是我的领导。
她们同一年出生，她们同一年成为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识青年；她们有着同样的知青岁月；她们有着同样的生活热情；她们有着同样的知青情怀；她们有着同样优秀的知青品质。她们拥有同样克难奋进的知青精神；她们恪守着对党和事业同样的知青忠诚；她们同是我忘年的良师益友，她们所拥有的共性优秀，是一代知青的集中体现；她们共同所拥有的在艰苦环境下顽强的学习力、在落后农村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国家、对事业的忠诚让我敬佩，让我感动，让我这个现代知青真正懂得了珍惜拥有今天美好生活的现实意义。
我的第一个知青朋友——-家中的大姐。
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山西省，当我刚刚有所记忆时，中国历史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在童年的记忆里，“知青”这个词总是很多次出现，因为我的第一个知青朋友，是比我大了17岁的姐姐，1974年在我还没有出生时，大姐就已经响应党的号召，奔向广阔农村，去干当时所说的大有可为的事业了。
大姐是我们家五兄妹中的老大，童年的记忆中，每逢现在的秋收夏忙时节结束后，大约在上午9点半左右，我总能见到大姐担着满满两筐分来的玉米、红薯或者南瓜什么的，像个农民一样回家。这时，母亲总是忙着给姐姐做早饭。因为山西的农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总是在忙完农活后再吃，时间是在上午9点到10点之间，另一顿饭是在下午4点到5点之间进行，中饭和晚饭都合为这一顿了，所以，象大姐她们这代插队山西农村的城里孩子，知青岁月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都很饥饿。
当时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比较多，姐姐这些当地的知青和北插的那些知青比，因为家在不远的当地，所以，可以借着回家送农产品的机会，吃顿不是玉米面撇撇和着山药蛋丝的饱饭。但常回家就会耽误挣工分，所以这时工分的事由北插的知青代劳，然后姐姐这些当地知青，从家回去时，给她们带去家里做好的蒸面条或者饺子，以示感谢，大家也都觉得这样都能乐得其所，很公平。
每次大姐给我讲这段知青岁月时，我总觉得她们象影片《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可谁又是“南霸天”呢？想不明白我问大姐：“姐，那你们为什么不向知青负责人提出来你们吃不饱的事呢？你们为什么要在农村挣工分啊？你们为什么不上学而去农村种高粱啊？你们为什么不回家住，而要和农民住在一起啊？北京没有山西的临汾好吗？那些北京的哥哥姐姐为什么离开天安门来山西啊？你们怎么不像爸爸妈妈那样去工厂上班挣钱啊？”每当这个时候，大姐总是很认真又有些慷慨陈词地回答说：“我们那个时候，哪能像现在的孩子这么随心所欲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六七岁的我们，听党指挥，跟党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广阔农村去做大有可为的事业，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人觉得苦，也没有人觉得不应该，虽然有时吃不饱，但我们在农村也学到了许多学校学不到的生存本领，那时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充满了朝气和热情，好像没什么可以难得倒我们的……”
每次大姐说到这时我就特别感动。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她们那个时代，虽然我对姐姐讲述的知青年代时的国家政策不能评价对错，但知青身上所特有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适应各种生存环境的能力无疑是在广阔农村培养和锻炼出来的，知青们苦中作乐、乐观向上的生活勇气和不打任何折扣的执行力，是我和我们这代真正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所不具备的。
大姐曾是国企多经产业的单位负责人，姐夫是她的插友，两个儿子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我的第一位知青朋友，她现在生活的很殷实、很满足，并很美满。
知青岁月中的记忆留给姐姐这代知青们的是一支永远难忘的歌，歌中有她们这代人舞动青春的乐符。在那段蹉跎岁月里，象姐姐一样的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支令几代人都难以忘怀的知青之歌！
我的第二个知青朋友————-初中英语老师。
1985年我和二姐、哥哥随父母工作调动回到了故乡安徽。当时大姐已经成家，三姐在山西读书，就都留在了那里。我和大姐从此也就被地域的距离远远地隔开了。一直以来，在家中兄妹五人中，童年的我和大姐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大姐插队回家等待分配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呆在家中做伴的总是我们一大一小姊妹俩个，和大姐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只有那时，我觉得自己才有被当做大人一样被重视的成就感。我们在一起时，大姐给我唱知青年代的歌，还用绸子锁上花边，给我扎在辫子上，我也常常把自己会唱的歌唱给大姐听，和大姐说一些当时模仿大人而来的，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的时事政治。每次我和大姐在一起时，总能干些平时母亲不允许象我这么小的孩子干的家务活，而且不管干的好坏，大姐总是给我以夸奖和鼓励。和大姐在一起时，我就像是和自己同龄朋友在一起，平等而快乐，那种被人认可的信任，感觉真的很好。大姐对我总是有求必应，有时母亲不能满足的要求，大姐也总会想办法来满足我。这种特别深的亲情和友情，在回到安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很令我怀念，也特别想念大姐，常常在许多不眠的夜晚，悄悄流下思念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