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集《文化苦旅》问世之前，余秋雨以其戏剧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以戏剧理论家身份进入散文界的余秋雨，带着“希图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深入到大众阶层的强烈愿望”，进行散文的创作。在戏剧中浸淫了几十年的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中有意或无意的融入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制造出惊奇曲折、绚丽多姿的剧场效果。戏剧的交互性、集中性和形象性，拓展了散文写作的审美空间，有效地增强了余氏散文的张力和魅力，使其呈现出一种独有的大景象、大气派。产生这一结果看似意料之外，却又实在情理之中。独特的戏剧化风格，使得余秋雨散文有别众家，卓然而立。
在文化意识和文化主题的统摄下，余秋雨借鉴戏剧“以悲为美”的理念，来负载自己对于文明的深沉思索；他运用色彩强烈的戏剧语言，去抒写心中的苦闷，与读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他精心选取史料，构建戏剧性的情境，使文化人物宛然若现；他设置戏剧化的悬念与冲突，承担起两难选择的文化主题，向历史发出声声追问。总之，戏剧元素的植入，弥补了传统散文的狭小格局，大大拓展了散文的文化容量与表现手段，也使余秋雨能够得以在散文的空间里吞吐天地，俯仰古今。戏剧化的散文实现了对传统散文的有力突破与超越，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本。
一 俳徊与凝重：悲剧思维的借鉴
戏剧按照内容的性质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广义的悲剧泛指一切表现人生的痛苦、不幸、死亡而具有悲剧意味的作品，其中包括戏剧作品。狭义的悲剧是指在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斗争中，邪恶一方的力量压倒了正义的一方，正义的一方最后遭到失败，以致毁灭，从而激起人们悲痛、怜悯以至崇敬的感情的戏剧作品。无论西方的《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窦娥冤》、《桃花扇》，或是现代的《雷雨》、《原野》，伟大的悲剧作品不胜枚举。
在戏剧理论研究史上，喜剧常常遭受冷遇，而悲剧则倍受青睐。除戏剧艺术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悲剧所蕴含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往往构成了一种文化的凝聚点，反映了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人们对于生存死亡，宇宙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哲理性思索。一个民族的哲学、政治、宗教、伦理等思想形态的各个方面都会在悲剧意识中得到较深刻的反映。”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悲剧具有更丰富的美学色彩。“它所产生的情感效应的强度与广度，是其它戏剧种类所无法比拟的。”
余秋雨充分借鉴了戏剧“以悲为美”的理念，在其作品中有一种自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来自余秋雨的创作动机。他认为“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了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了散文”，“想不清楚就动笔为文并不是不负责任，而是肯定苦闷、彷徨、生涩、矛盾的精神地位和审美价值”。一个有着太多“想不通的苦闷”、“理性难于梳理的苦闷”的学者，将他的情怀寄情于散文，也就注定他的散文有了一种悲剧的蕴含。这种悲剧色彩浸染着余秋雨笔下的山水与人物，超越了他个人的悲欢离合，具有了一种崇高感和美感，发人深省。
（一）“人文山水”营造的悲剧效果
为了“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在经历远行后，面对心底的山水（那是一种“人文山水”，而不是自然山水），“对历史的多情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动笔成文，余秋雨的文字自然就透出了凝重、苍凉的悲剧感。例如：
长城当然也是伟大的，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有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夕阳残照下的长城，身形疲惫地伫立在寒风旷野之中。这不是一般的景物描写，而是作者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倾注其中，使其笔下的长城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悲剧意味。
余秋雨的散文虽然着墨于名山大川，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揽胜抒怀，更不在于托物言志，而是关注山水所负载的文化意蕴。他把这些山水、古迹、风景、名胜只当作一种表象，一种背景，用深邃的目光，透过这些表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积淀的文化内涵上。从《文化苦旅》中的道士塔、柳侯祠，到《行者无疆》中的佛罗伦萨、布鲁赛尔，很多篇什，余秋雨都在刻意营造着一种感伤的悲剧效果，让他笔下的“人文山水”，传达出俳徊与感伤。透过它们，我们能感受到这些风景名胜背后曾经的物是人非、历史变迁与风雨沧桑。
纵观余氏散文，几乎所有的篇章都负载着沉重的文化使命，每一篇都折射出作者强烈的民族文化依泊感。由于主题的深化和作者所观照的文化景观的悲怆，使得余秋雨的作品便不自觉地带上悲剧色彩。
（二）文化名人的悲剧命运
与山水风物融铸在一起的，往往是历史人物的命运。“宇宙之间有一种人的意志无法控制、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问善恶是非的区别，把好人和坏人一概摧毁。我们这种印象通常被描述为命运感。如果说这不是悲剧惟一的特征，也至少是它的主要特征之一。”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位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的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柳宗元被贬了，刘禹锡也被贬了。他们的命运看似个体的不幸，但实则是整个古代社会中文化名人的共同命运。
在余秋雨看来，越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这些文化名人大都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舛。纵观这些人物的不同命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仕型的，代表人物为苏东坡、范仲淹、柳宗元等。他们因富有才华个性而不见容于朝廷，他们因有智慧而受到庸碌之辈的诋毁，他们被冷落、被流放、被贬谪，他们的生命受到挤压和摧残。第二类为隐士型的，以稽康、朱耷、唐伯虎为代表，他们或因避政治之祸，或因家庭之变，无意于功名仕途，只能把满腔的痛苦、悲愤和对生命的感悟，寄托于手中的古琴或画笔。但即使他们隐居山野古寺，依然受到社会的迫害。这是一代代文化名人悲剧，是他们难以逃脱的命运。
“正如人的伟大只有在艰苦中才显露出来一样，只有与命运观念相联结才会产生悲剧；但纯粹的宿命论并不能产生悲剧，悲剧的宿命绝不能消除我们的人类尊严感。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这些文化名人虽然历经劫难，但却在劫难中进发。万般劫难磨砺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了他们更大的智慧，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生命之光。这一点，应该是余秋雨选择以这些文化名人的悲剧命运为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