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大概都有过被老师或家人教着树立远大理想的时刻，长大了要做一名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每一个词看起来都那么伟大、完美，像几十年、上百年后的历史定论。那些时候我们不懂，因为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们每学一篇课文，作者或人物介绍上都是“我国(某时期/某朝代)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其中又以文学家居多，大概正因为是“文学家”才得以留下文字。我不知道别人长大后是否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理想，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长大了要当一个文学家”，大概就是受这些课文的“蛊惑”。
我立下这个远大志向的那一天，正读小学五年级，家里的旧瓦屋还没有拆。晚饭过后，月亮在水杉树尖上发出明亮的光，刚刚长出篦子般嫩叶的水杉树和门口的田畈上，笼罩着淡淡的灰白色。我拿着一本写作业的练习本，坐在小板凳上，在阶檐下对着月亮写一首五言诗。大人们从灶屋到堂屋，经过阶檐，见我在那里坐着，便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写诗，我长大了要当文学家!”
大概是爸爸，笑着说：“要当文学家啊，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写吧!”
爸爸说着就进了屋子，把我一个人留在下。写诗太难了，我对着月亮看了又看，用铅笔涂涂改改好久，最后觉得困了，才回到屋子里，把“诗”拿给他看。这首谈不上任何格律、韵脚和诗意的打油诗，竟也得到了几句假意的夸奖，我便高高兴兴地去睡觉了。
那时候我们很少有书看。作为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们能看到的书极少。从小学到高中，除了语文课本以外，我几乎能将自己所读过的书一本一本地数出来。大部分是大姐在外面读书和工作时买了给我们寄回来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一本《古希腊神话》、一套精装硬壳的《堂吉诃德》和三册青色书皮的《平凡的世界》。我们平常若还想读额外的书，就只能去亲戚家的时候，在人家屋子的角落里翻一翻，看能不能找到一两本缺头少尾的武侠小说或是别的什么书。初中的时候，我在村子里一户人家的屋顶上捡到一本没有封面的集。它被雨水打湿后又被太阳晒干，像云片糕一样涨得老高。我也把它捡回去看。等到上大学以后，我才能回味出这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百花文学”作品集，充满那时主题先行的意识形态，然而在生硬的外殼下，一些柔软的、充满人性的东西，温柔地蕴藏在里面。我记得那里面有宗璞的《红豆》，江玫自然是选择了“正确的”、革命的道路，然而我看完时，未尝不为那收在小小的黑丝绒盒子里珠圆的两颗红豆而感到的忧愁与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