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母的婚事，我们作为孩子的总不能指指点点。虽然我们后来能发表一些议论，但那已经远离了事件的中心，而且年代的确是有点太久远了。我们是用倒算帐的方法来推测父母的婚姻的，这容易造成信号失真，况且不管怎么讲，对父母是大不敬的，也是不公平的。离开事情的背景去静态地分析这件事情，会掩盖或歪曲历史原来的面目，使本来就很浑浊的事实，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但历史确实值得并需要回味和品尝，尤其是像父母这样革命者的历史。倒不是因为他们作为胜利者置身在成功的光环里而值得追忆，而是自始至终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都糊糊涂涂地明白着，一直到现在——直到我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这的确让我们饶有兴趣。
如果用“革命”这个充满暴力意味的词把父母拉扯在一起，显然是简单和粗暴的。但事情的确如此，是因为革命，他们才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我年轻的父亲像邻村的那些年轻人一样，被一本泛黄的书籍鼓动着，中断了学业，在昏黄的油灯下经过短暂地培训和宣誓，就开始一知半解地理解并执行革命任务。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已经渺茫地走进职业革命者的历史里，政治的追光灯对他的映照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他警惕而机械地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口干舌燥地向那些木呐的人群宣讲着政治圣经，帮助惶恐不安的他们打开那些大户人家的粮仓，并把从他们过去“东家”的手上抢来的土地不由分说地送给他们，让他们从物质的意义上来图解革命。事情的结局可想而知。革命成功了，父亲也成功了。我想，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旗号，瓜分别人财产的革命，即使现在再来一次，成功的胜算还是会比较大的。
父亲认识母亲的时候，她才刚刚走出校门。对红色事业的追随让她站在了父亲身后，身影单薄而坚定。神圣的光芒穿透她纯洁的心灵，让她有了持久而轻微地震颤。对政治过度的敏感，是他们那个时期革命者的普遍症候，类似于低烧和触电的感觉。虽然他们都正值谈情说爱的年龄，但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问题，好像革命者都没有青春期。个人感情被搁置起来，那些偶然发生的青春骚动对自身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被作为低级趣味被排除掉。那时正处在破坏和建设的初期，百废待兴，几乎每天都有大事发生。爱情作为奢侈品从大众的生活里被流放了，生活因此而单纯起来，或许是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