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有个耐人寻味的传说：作画之初，达芬奇见到一个容貌异常肃穆秀挺的人，以他作为耶稣的模特儿。九年后，整个画面的构图已基本就绪，人物也大致成型，唯叛徒犹大还是一个空白，令画家犯愁。达芬奇四处寻访，难觅犹大模特儿的合适人选，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监狱，终于从死刑犯里发现一满意者。那罪犯容貌极其猥琐险恶，画家已不复认识此人，而这个罪犯仍记得画家，他说：“达芬奇先生，你这是第二次画我了。九年前我不就是你画里的耶稣么？”
画中最圣洁、最美好的形象耶稣和最卑劣、最丑恶的形象犹大竟取用于同一模特儿！稍一思索，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九年前那人心地善良品质纯净，因而形诸于外给人以美感；尔后由于作恶多端，沦为死囚，心变坏了貌也变丑了，正应了中国一句俗语：“相随心转”。然而这个故事的意义远不止于相法的印证，它还为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显示了某种规律性，并为生理学心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人的外貌，就表面感觉而言，与内心存在两种关系，即一致性和二致性。外貌善良内心善良这是一致性；外貌善良内心险恶就是二致性。一致性是普遍规律，二致性是特殊现象。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两次用同一人作模特儿，遵循的是一致性规律；雨果写《巴黎圣母院》塑造打钟人加西莫多和青年军官法比则有意显示二致性现象：加西莫多外貌奇丑而内心特善；法比外表高雅而灵魂卑下。（对其他人物，尤其是对女主角吉卜赛姑娘仍遵循一致性规律）
外貌中眼神与内心的关系是一致性的重点，二致性的难点，因此历来为作家所关注。说难，因为“眼睛是灵魂的窗户”，即便是国际超级间谍，经过“内心的化装”，也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始终保持二致性而避免一致性。眼神诉诸人们的已非感觉，而是知觉，所以成为观察和表现的焦点。
至于外貌其他方面与内心的关系，一致性和二致性均大量存在，二致性是个永远探索不尽的领域。对于一致性，笔者从抽样与了解中归纳出了如下一些表现：
眼神坦露：活泼、激进。含蓄：沉静、温和。
声调尖细：易变、善感。浑厚：稳定、沉着。
姿态挺拔：执着、自尊。松软：随和、自如。
步调宽缓：胆大、心细。窄速：胆小、心粗。
气质内向：冷静、孤僻。外向：热情、合群。
容颜舒展：愉快、开朗。收缩：封闭、忧郁
趣味清高：偏重精神。世俗：偏重物质。
装束淡雅：偏重情绪。浓艳：偏重感官。
既属抽样，以偏概全在所难免，而所谓普遍，当然也未排斥特殊，我只是想借此表明外貌与内心一致性的客观存在。
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深刻演变，伴随而来审美意识的更新，人物形和神的表现更趋于二致性。尽管二致性的掌握和运用在先辈笔下已屡见不鲜，但其受到广泛重视并和日益增强的新型审美心理合拍，则是当代文学艺术领域的特征。当今读者和作者似乎更热衷一些“貌恶心善”的角色，更喜欢粗犷的乃至粗俗的外表下潜藏的真善美，而对正人君子翩翩少年之流兴趣索然。
二致性的本质特征是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反映，它所产生的新鲜感可予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能从根本上克服脸谱化而显示对象的潜意识。文学家和艺术家从民族传统的纵向继承和国外形式的横向借鉴中找到接头，编织成结实绚丽的网络，这也许便是文艺的现代化。
二致性的掌握和运用已在创作实践中成为强大趋势而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观众所接受，但是话说回来，过分强调或一味追求二致性也并非上策，这与墨守一致性的陈规同样有损于创作的丰富和发展。二致性须与一致性结合运用，象音乐中不协和弦与协和弦交相奏鸣一样，美感才能完满。任何顾此失彼各走极端的结果都只能削弱表现力。而且，不论一致性还是二致性，对人来说，写外貌仍属手段，写内心才是目的。写外貌讲究精练，要着重动态；写内心讲究精细，要着重矛盾。然而这涉及人物形和神另一方面问题，已非本文主旨，就在此打住了。
注：二致性即非一致性，源出“毫无二致”、“完全一致”之类说法，笔者为表达方便而使用这一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