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时期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许多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和理想!
魏晋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瑒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瑒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第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第三，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正始体
正始为三国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9年。不过习惯上所说的“正始体”，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240～265)的文学风貌。
从文学史阶段来说，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然而正始文学，并非浑然一体，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这派作者都宗尚老庄，校练名理，喜好玄谈。他们大多出身贵族，身居高位。他们的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旨，娱心老庄、游志玄虚，所以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他们也都宗尚老庄，喜好清言，但对现实矛盾也比较关心。他们的诗歌以抒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为主，有比较深厚的内容，加上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是最优秀的代表。刘勰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不过，由于这一派作家大多处在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之下，处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们作品的锋芒和现实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限制。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