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享誉世界的“礼仪之邦”，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已经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礼乐秩序，作为礼乐文化的传播载体，《诗经·国风》为乡人提供了温润如玉的君子人格，深情忠诚的爱情范本，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等富于礼教内涵的诗歌文本。
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进入自觉讲究礼仪的文明时代。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之后，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周礼已经具备了一种足以与古希腊精神相媲美的春秋气象。所以，当“礼崩乐坏”之后，孔子删定《诗三百》，在列国间奔走呼告，力图恢复西周盛大恢弘的礼乐制度。
最初的礼乐制度以“诗乐舞”三者合一的形式出现，不论是天子招待外宾、燕飨内臣，还是与上层社会相平行的各种乡人典乐场合，《国风》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虽然汉儒对《诗经》的解读不乏义理之说，但《诗经》所担负的教化作用还是不可否定的，礼乐制度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也是不可抹煞的。五四时期，为了扼杀复辟之梦，吴虞在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吃人的礼教》，从此“礼教”便背上了“吃人”的恶名，这不免矫枉过正有失客观。
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国风》的文本本身就包蕴了深刻的礼仪内涵，它与当时的典乐制度相结合，将统治阶级想要传达给大众的观念密密缝织在《诗经》里，又在乡礼中广泛传诵，以便起到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