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碰不喜欢的人和事就“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的耿介直率性格成就了苏轼的人格之“真”，更是其富有永恒文化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也正是这种耿介直率的性格让苏轼在云波诡谲的复杂政坛，不仅不能适当的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反而因树敌过多终招祸患。本文在高度肯定、赞扬苏轼人格的前提下，对其耿介直率的性格进行相应的解读，试图阐释其性格与他一生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仕途异常艰难的内在关联。
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是他在饱经半世沧桑苦患、辗转漂泊、忧愤惆怅、九死一生，归回到金山所作。诗中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从中可以看出苏子很强的自嘲意味，却也恰如其分地写出了贬谪的政治失意生活给苏轼一生带来的巨大创伤和深重苦难。他一直在北宋激烈的党争漩涡中挣扎，徘徊于无限风光和极度的无奈中，起起伏伏；游离于“隐”与“仕”的边缘，患得患失；最后在血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终难逃中国古代文人“道大难容、才高所累”“腹背受敌、一生凡九迁”的宿命。究其原因，既有北宋王朝政治制度本身“先天营养不足、后天畸形发展”，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制定“先本而后末，安内必先攘外”的基本国策导致党派斗争异常激烈和由党派斗争引起的“党同伐异”“喜同恶异”等诸多客观原因之外，还与苏轼因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总是让自己置身于“众矢之的”“不合时宜”的危险境地有着密切的关联。苏轼耿介直率的性格就是“不伪、不饰”的真性情。这种真性情让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苏轼无论是在人格修养、待人接物、诗文创作，乃至风波险恶的仕途都追求“真我”的最高境界。在苏轼身上，“真我”的显著体现就是“说真言”和由“说真言”所致的“不慎言”。对此，他深有体会，很有自知之明，他在《密州■厅题名记》中说：“余生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腹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又如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其于大，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处。因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苏轼的“真我”主要体现为“不论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的政见抒发。
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羞辱，然而惨痛的政治打击并没有让他丧失对生活的热情，相反，他用自己强大的心灵力量，走出了政治的阴霾，完成了心灵的超越。他努力用理性去释散内心的痛苦，用超然旷达去平息心中的种种不平。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狭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①虽然政治的伤痛不免让他有如惊弓之鸟，逐渐地由锋芒毕露的积极出仕转向佛老心态的谦退之道。但是从林语堂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苏轼，活得是那么的痛快自在。渡尽劫波的苏轼已对政治斗争的戕害心有余悸，不想再涉足中央权力的中心，能够在地方完成自我的一番逍遥云游、为百姓多做一些实事才是他的心中所愿。但是命运弄人，宋神宗驾崩之后，其母宣仁太后当政，即诏司马光回朝，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北宋王朝的政治进入“元■更化”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苏轼急剧得势，走向了他政治生命的巅峰，由代罪之身的犯臣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宠儿。仅仅在他到达京都的八个月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官级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离担任宰相仅有一步之遥。极尽荣耀的苏轼本以为自己可以大施才华、治国安邦、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大事。只是，谁也不曾料想，这一次的飞黄腾达似乎是为了下一次跌得更重。厄运披着幸福的伪衣，带着不怀好意的幽默，伸出手，无情地将苏轼再次推向了政治的黑暗无底深渊。这一次，他被贬惠州，是距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第十一个年头。自此之后，苏轼的政治生命近乎消磨殆尽、再无起色，与他晚年相依为命的是流放岭南后的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克死回常州途中的悲壮与凄凉。
可以这样说，被贬惠州是苏轼政治生命陨灭的开始。寻根溯源，正如上文所述，纷繁复杂的政局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而其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是终招致祸患的内因，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耿介直率的性格让苏轼在政见的抒发上，不论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而经历史证明，这种不分时宜的戏谑怒骂不仅让苏轼不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党派之间的争斗，相反，因一句不假思索的“戏谑”被推向了政治的“风口浪尖处”，于潜移默化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殊不知，在复杂险恶的政坛，“不慎言”往往就是断送自身政治前途的催命符。
元■初年，司马光当政，由于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的反变法派在击逐变法派的同时，内部因政见不和、权力之间不能达到很好地制约平衡等诸多因素，掀起了一场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朔三党之争”。在“洛蜀朔三党争斗”中，以“洛蜀”两党之争最为突出、显著。而“洛蜀”两党之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苏轼、程颐两人交恶、失欢在前。而两人之所以结怨、内心种下仇恨的种子，起因于哲宗元年，司马光去世，苏轼因程颐泥于古礼，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公然讥笑、嘲讽程颐，让程颐在百官面前颜面无存。对于此段史实，彭百川在《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三中云：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日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
又如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特辟《洛蜀党议》一章，详尽记载此事：
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卒先，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曰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歇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 由以上论述可知，在司马光去世后，围绕“敬与不敬”的问题，古板守旧、泥古拘方的程颐遭到了苏轼严厉的戏谑与不屑。一句“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极为精当，堪称妙语的评价可谓于诙谐幽默的谈笑间，将程颐的缺点表达得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苏轼的一句戏言，直接引发了众百官的哄堂大笑，程颐的面目难堪、无地自容。苏轼作为一名天才级的大诗人与踌躇满志的政治家势必与守旧泥古、惟恭惟敬、迂执琐屑的理学家程颐具有一种迥然不同的人格气质、政治见解和人生态度。苏轼用机智幽默的语言对程颐不留余地地抨击与挖苦，完全符合他耿介直率的性格。而这种让苏轼本人拍手称叫、大快人心的情感抒对于程颐来讲，却是一次终身难忘的奇耻大辱，他对苏轼的恨是必然的，与此同时，以程颐为首的蜀党更是对苏轼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必须拔除、杀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这就不难理解，由最初的苏、程二人愤懑不释、宿怨难解直接导致的“苏轼策题之谤”，并以此为导火索诱发的愈演愈烈的“洛蜀党争”了。可以说，“洛蜀党争”对于苏轼的伤害是极为深重的，苏轼自“乌台诗案”后又为政治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他耿介直率的性格，刻意挑衅程颐在前，身陷政治斗争当中，在没有给政敌程颐留有一丝喘息余地的同时，也没有给自己留有丝毫退路，他已自断后路，不能再全身而退。自“策题之谤”后，苏轼已然惹祸上身，并且殃及身边的门人，深感力不从心的苏轼调离京师，又一次前往杭州。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原离京师并没有让他自此远离政治的浓烟炮火，元■九年，苏轼的政治守护神宣仁太后逝世，在政敌全力的`排挤与打压之下，苏轼即获外放。先被从杭州调为定州太守，然后被贬惠州，最后流放岭南，谪居儋州。
试想，如果苏轼能在第二次重返朝廷之时，学会隐忍，适当地收敛自身因耿介直率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张扬外露、嫉恶如仇、敢说敢骂……是不是就会有另一番柳暗花明的政治局面？即使没有他的一句戏谑也终不能阻止洛蜀二党的争斗和厮杀，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明哲保身的苏轼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不受党争的波及，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其位谋其政治，造福社稷；或者他可以在羽翼尚未丰满、不足以完胜政敌的情况下，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以备在时机成熟之时绝地反抗，给予政敌以致命的一击；又或者，他可以选择相对含蓄的言语进行内心的阐释，相对弱化的语言可能不会让程颐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进而对苏轼的怨恨也不会如此之大，之后苏轼遭到的政敌打击也或许就不会那么大……但是耿介直率的苏轼偏偏不会为求自保，咽下要说的“真言”。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不忍，乱大谋”，“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他的“虽万千人吾往矣”让自己活得潇洒坦荡，却也自此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壁垒，进无门，退亦无路。由此，我们联想到苏轼曾在《贾谊论》中别具慧眼地写道：“夫才之难所以自用者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苏轼意在从主观内因去探析贾谊的“不遇”已是一个全新的思维与角
度。沿着苏子匠心独运般的巧妙构思，从探求自身内因的维度出发，解析苏轼自身的“不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因“洛蜀党争”被贬惠州不仅仅是“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等纷繁错杂的外因促使，更是自身性格让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不能很好地规避性格中的弱点，进而让万丈雄才为“不慎言”所累、难以有施展平台的内因所致。
诚然，苏轼耿介直率的性格让他在血雨腥风的政坛吃尽了苦头，撞得头破血流，或直接或间接地演示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但若是他真的如上文所述能够很好地规避自身性格的弱点，学会适当的“合时宜”“明哲保身”“趋利避害”“隐忍收敛”……恐怕也就不是那个魅力无限、追求彰显“真我”的苏轼了！正如《宋史苏轼传》最后一句精彩的论赞所言：“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是的，“不易其所为”，才是真正的万古风流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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