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论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学者，当西昆体流行的时候，要求以文章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答张稠书》）。
到北宋中叶，古文既已盛行，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与诗歌，特别是他同后辈来往的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
他早年随苏洵出三峡，下长江，受自然景物的激发，跟苏辙写诗唱和，就认为诗文创作要象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是文章的工拙问题（《江行唱和集叙》）。
后来反复强调“辞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即重视文章表达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没有象道学家那样把文章仅仅作为载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这又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
那么怎样才能辞达呢？这就是他说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
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