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编集起于唐代，主要是为了保存诗作;而后世搜辑、整理唐人诗集时，所进行的爬梳、补正和辨伪等工作，就进入了唐诗接受的范围。东亚各国自古至今，辑佚、编校唐人诗集者不乏其人，日本的成果尤为突出。
当年遣唐使和留学生携归大量唐人诗集，有的为后世稀见。如江户时代的河世宁所编《全唐诗逸》三卷，即从其时日本留存的十多种文献中搜罗考校，辑录清修《全唐诗》未收72首佚诗，279佚句。而查屏球先生发现，韩国高丽时代的《十抄诗》竟有百余首律诗不见于《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东亚各国还出现大量唐人诗集的重刻本、抄本、写本或活字本，有的在辑佚和校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选唐诗是东亚“选学”中最为发达的分支，选诗的品种繁富，有通选唐诗的，如竺显常的《唐诗解颐》;有专选某人的，如朝鲜摛文院辑《杜律分韵》;有选某一时期、某一体类的，如仅管机就有《晚唐百家绝句》等五个中晚唐绝句选本。而选编宗旨或出于实用示以“教人之法”(朝川鼎《中唐二十家绝句序》)，或缘自爱好“以资讽咏”(赖襄《唐绝新选序》)。晚明锺惺选《诗归》时，曾视选古人诗为自著一书，揭示了选本的审美价值;即便纯然白文，其所选作品亦可呈现艺术宗趣;而当选家就选本进行笺注评释，通过文字将自己对本文的理解直观地表达出来，则无疑强化了其“自著书之道”。因此，每一唐诗选本或选集，都贯穿着选家的美学趣味和诗学观念，包括对唐诗的质性、功能、体式、流变、宗主等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从而构成其选诗的价值取向。这些，既体现于选诗的相对范围、数量比例以及风格面貌等客观展示之中，也表露在选本的序跋凡例、圈点批注及其他相关主观论说里。而一个选本流播的范围和时间，很能说明它所代表的诗学思想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程度。蒋寅先生考证，李攀龙《唐诗选》在日刊行的版本多达93种，仅江户小林氏嵩山房梓行的服部南郭校订本就有43版，估计印数超20万部。而所有这一切，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不同时期哲学思潮和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东亚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嬗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