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子传》(卷二)中记载了关于崔颢的一则小故事：初，李邕闻其才名，虚含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据《唐代诗人丛考》中记载，东家王昌在南朝乐府中已见。崔颢诗中舞爱前溪绿，歌怜于夜长，也是用的南朝乐府曲调的典故。难怪胡应麟评说：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是乐府本色语，李邕以为小儿轻薄，岂六朝诸人制作全未过目邪?可见，六朝中南朝乐府与盛唐诗人之间亦联系紧密。
下面笔者就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分析南朝乐府与盛唐诗风之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一、形式
先说写作人称。南朝乐府一般是以女性口吻吟出的。首先作为主体部分的吴歌、西曲的本辞，就是女子吟出的；其次，有些曲调虽为男子首创，流行至民间后产生的作品亦为女子口吻；再者，有些歌曲本不为男女交往而作，但在民间流行过程中，深化为以女子口吻吟咏男女交往。盛唐诗人在创制乐府诗时，亦有借女性口吻来叙述，如李白的《长干行》二首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嫁与长干人，沙头侯风色，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但是多见出诗人自己的影子。
再来看表现手法。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双关语又可分为同音异字的如藕→偶，莲→怜，以及丝→思，碑→悲，篱→离等；同音同字的，如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黄连之芳双关相思之芳等。这些双关语的恰当运用使得语言更加俏皮活泼，表情达意更加含蓄委婉，相比之下盛唐诗人则更倾向于用典。比如储光羲的《采莲词》中采采乘日暮，不思贤与愚中采采即源于《诗经·罘已》：采采罘己，薄言采之。李白《子夜歌·春歌》中就引用《陌上桑》采桑女秦罗敷力拒使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