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文学研究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为文献考订，一为诗文评点（像《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不惟空前，而且绝后）。近代以后，从王国维先生开始，古代文学研究才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考据、评点、西化研究三足鼎立的研究局面。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西化的研究方式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考据还因其有现实的需要而若存若亡，评点式的研究则已退化成为“鉴赏”而可有可无了。论者甚至以康德不懂审美却写出了旷代美学巨著而为自己不懂审美辩护。
80年代以来，由于对西化研究方法的反思，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大不小的“回归”热。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实已很难被正式发表的文章所运用，鉴赏辞典铺天盖地，考据被重新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三者的位置进行了调整。考据恢复了它的重要地位；西化研究换上了社会学、文化学的招牌，理论上更新换代了，原型批评、结构主义、阐释学、文化人类学纷纷登场；只有“鉴赏”，仍然被相当多的研究者看作可有可无，而且被认为是文学研究中不“科学”的标志。
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过去成绩不大，现在成绩如何，依然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不过，用西方理论很容易出成绩，对于评职称比较有利。而考据，或称文献学的方法，作为古代文学的基础，是极其重要的，也是知人论世的需要，但考据并不是文学研究本身。
原来文学研究还是需要“悟”的。和其他的学科科学研究不同，文学研究从来是先有结论，后有分析；而不是先有分析，后有结论。当然这种结论，是审美直觉的结论，而非理论的先入之见。占有充分的准确的材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不过文学研究所用的材料本身有等级之分的。一般的已失去文学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及相关史料可称为“材料”，而把仍具生命力的文学作品也称为“材料”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