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陶渊明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网小编为您整理的解读：陶渊明，欢迎阅读!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一位个性鲜明而突出的诗人。几乎没有人像他一样，千百年来，行动不断地被人学习，诗歌一首一首地被仿作。他的影响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历代某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中留下了痕迹。他的性格特征和创作色调都是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精神和面貌的折光的反映。读过他的诗的人，都会在脑海里涌现出一个为了坚持自由和正义的理想，在生活和生命统统失去保障的年代里，贫困而顽强不屈地过了一生的形象。“劲气侵襟袖”，他的梦想，他的叹息，他的憎恶，他的爱好，曾经震动过多少人的心弦啊!但是要对这位诗人作出正确的评价，还需继续讨论。
一、性格与时代
要想真正了解陶渊明和他的创作，首先应该弄清楚他的性格特征和时代面貌。这位“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诗人，在他的朋友颜延之的心目中是个斯斯文文，不爱活动，厌恶浮华，而洁身自好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一般说来，他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的人，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宁静的、理智的、严肃的诗人的风度。当然这是很表面的，在他的宁静的心灵深处，蕴藏着永远扑灭不了的火种。韩愈曾经说，读过陶渊明的诗，总感觉到诗人“虽淹蹇不欲与世接，然不能平其心”，这就是说，采菊东篱、悠然自在的陶渊明，在生活上所显露出来的个人性格的复杂性。他一方面消极地逃开现实的斗争;另一方面却不屈服于现实，而坚持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理想。任真率性，反对矫揉造作，要求个性的自由舒展，和安贫守贱、躬耕自资，对于自己所选择的生活道路的执著，这两个明显的特征构成了他的性格的鲜明性和完整性。“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贞刚自有质”，“总发抱孤介”，“宠非己荣，涅岂吾缁”，这些自白性的语言，在在都标识着他的性格的特征。许多传说，如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众座度履”的故事，“莲社攒眉”的故事，都是在行动上留下了他的性格的印痕。
性格，恩格斯曾经在评论欧文的时候说他自己“……领悟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学说，即人的性格是由两方面——方面是遗传机体，另一方面是人的周围环境，特别是他的发展时期的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1]。这就是说，性格有其生理的基础，但同时也是有社会性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今天我们对于个性、性格的理解，就是建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够了解具体的人的个性和性格。个性和性格应该属于社会历史范畴，是一定的生产条件和社会条件中的产物。个性和性格的差异，主要的是个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关系的不同而造成的。
这样，我们要想理解和分析陶渊明的性格，就得认识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
什么是陶渊明所处时代的特征呢?许多人都提到过。这是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互交错，复杂而最为尖锐的时期。但是具体地分析起来，晋自淝水战争以后，民族存亡的紧张局势，稍趋和缓。孙恩、卢循和皇族官僚集团的战争的扩大，与当时皇族与豪族之间争夺劳动力和皇族企图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强制“免奴为客”的人当兵，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并不是因为农民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被迫起来反抗奴役和争取生存的权利。因此这一战争是否由于阶级矛盾尖锐而产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孙恩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叔父报仇，并没有反映出当时农民要求减轻剥削和奴役的愿望。所以我觉得孙恩所燃起的战火，还不能说是农民战争。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虽然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矛盾，但是表现出的尖锐程度，根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历史记载，是不如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的。我们知道晋朝实行的是占田制，即土地国有化。但是当时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却继续“兼并”，不理睬这个法令。这样，皇族与豪族的矛盾日益加深。田园产业的扩充和要求掌握政治权力就纠缠在一起了。马克思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利也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2]这里，马克思所讲的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现象。但在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某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的矛盾现象，这种现象虽然和马克思所说的两种权力有根本的性质的区别，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们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政治权力干扰的不是工商业，而是田园、产业。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财产所有者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彼此是有矛盾的。陶渊明的时代，正是这种矛盾表现得十分突出的时代。世家豪族与士族，这些大财产所有者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不断发生冲突和倾轧。豪族为了保护并扩张产业，就得争取掌握政治权力，皇族以及中央官僚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展自己地位，就必须通过赋税等对于财产进行干扰和捉弄。这样，在豪族与皇族的各个集团里面都出现一些军事冒险家、政治野心家，互相争夺，互相屠杀。使得当时政治生活中出现一种阴森森的恐怖的局面。有一位卷入这种斗争的旋涡中终于弄得杀头的叫做诸葛长民的高级官吏，说过这样一句话：“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机危。”[3]这就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实况。“必履机危”，表明了斗争的激烈，同时也显示贪欲与权势欲使得许多人“覆身灭祀”和“倾国亡家”。
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追求政治权力，一是退隐田园。追求政治权力很可能像诸葛长民那样“覆身灭祀”;退隐田园，也很难避免政治权力的干扰。不过，统治者对退隐行为有时还是欢迎的，欢迎他们帮闲。如同桓玄要做皇帝，“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日高士。时人谓之充隐。”(《通鉴》)充隐当然十分可笑，算不得真隐士。这里我们引用这个材料主要想说明两种情况，一是在政治的舞台上，统治者要演大轴戏时，还需要隐士这个角色;另一是隐士的身上存在着一种潜伏的社会势力，这点，从“招隐”和“反招隐”的一些诗篇中，还可以得到这个消息。我们看到魏晋时代隐逸风气那样盛行，应该认识到这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也可以说，它是社会上两种权力，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矛盾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的产物。《晋书·祈嘉传》有一首歌谣说：“祈孔宾，祈孔宾，隐去来，隐去来，修饰人世甚苦不可谐。”就透露了隐逸是客观社会中矛盾的反映。有一首《四皓歌》说：“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也道出了隐逸的真情。
陶渊明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社会里面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性格是在“淡焉虚止”的家庭和“君子固穷”的儒家教义的影响下形成，而在这个“贞脆由人，祸福无门”的社会环境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仕途险恶和秽浊，驱使他“逃禄归耕”，通过亲身参加劳动来养活自己。他的性格中，像爱好劳动和安贫守贱这些特点，却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民族心理面貌(特别是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身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某一时期的人们的特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所著《关于世界通史某些问题的科学概念的评述》中认为，爱好劳动和能够安贫若素，是中国人的祖先从古代起就安于定居的生活方式，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而且生活在被压迫和贫困的环境，养成了这样的性格。但是我们不能说中国民族的性格就是这样。而只是说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民族性格呈现这样的状态[4]。“安贫若素”，在我们今天自然不能算做民族品质，但是在陶渊明身上曾经充当过他的坚持理想的动力，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