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逢十的大事特多。推算起来，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拉开了变法的大幕。今年恰逢九百四十周年，也是可以作为话题的。
2007年，为纪念邓广铭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了“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其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是据其去世前一年(1997年)改定本排印的，可视为邓公的学术绝笔。
几年前有过一本《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仅梳理研究史，就多达六百页。翻完《研究史》，反倒坚定了我原有的想法：绝不可能为这次变法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定论，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或者折衷的评价，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足够的史料;任何后人对这次变法的解读，都有其个人见解与时代因素搀杂其间。不言而喻，本文也只能是一家之言。
北宋立国，迎来了中国古代史上又一个繁荣发达的新时期。但到宋真宗、仁宗时期，宋代统治在对内对外上都出现了问题(详见拙著《细说宋朝》)。社会危机是社会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于是，就有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这是北宋王朝的一次自改革。新政最终夭折，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未获解决。接替仁宗的英宗，在位仅四年。接着就是他的儿子神宗即位，即位第三天，三司使(财政部长)韩绛报告：自宋夏战争以来，“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有一数据，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1065年，神宗即位前两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改革和变法都是逼出来的，古今无不如此。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习惯把这场改革称为“王安石变法”，这是因为列宁盛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的关键作用不容置疑，但设若没有宋神宗坚决支持和断然发动，他绝不可能有所作为。熙宁改革是这对君臣共同推动的，称以熙宁新法似乎更客观公正。宋神宗在其第二个年号元丰的八年间，在王安石罢相的状态下继续变法，故而历史上也将其合称“熙丰变法”。
新法陆续出台。理财方面共七项，按颁布顺序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共四项，为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将兵法。育才方面共三项，为科举新法、三舍法与《三经新义》。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但其关注点是富国强兵(十四条中占十一条)。从变法的侧重面来看，富国明显重于强兵，而理财是富国的根本手段，理财新法(十一条中占七条)接二连三地出笼，原因即在于此。
元丰年间，变法由宋神宗一手掌控。当时就有人指出：“元丰之政多异熙宁”，说明变法颇有转向。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富国的变法内容加强了国家专利的分量，而发展经济、抑制兼并的成分则进一步弱化;二是强兵的倾向压倒了富国的内容，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成为变法的重头戏。另一方面，他对立国以来的官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史称“元丰改制”。这次改制，职官制度有所理顺，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但决不是政治体制上带根本性的改革(至多是机构改革)。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严格意义上的王安石变法或熙丰变法画上了句号。
这篇短文不可能论及变法的方方面面，先说说今人还感兴趣的两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