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研究
王昌龄是盛唐一位重要诗人，本世纪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下面将从“生平研究”和“诗歌研究”及其“《诗格》研究”三方面进行介绍。
一、王昌龄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王昌龄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士翘《诗人王昌龄籍贯考》、王运熙《王昌龄的籍贯及其〈失题诗〉的问题》、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李云逸《王昌龄小传》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王燕玉《辨王昌龄谪龙标尉的地域》、徐凌云《王昌龄籍贯考辨》、于石《王昌龄》、胡问涛《王昌龄年谱系诗》、屈光《王昌龄任校书郎年代辨疑》、铃木修次著、马歌东译《王昌龄与其交友》、胡大浚《王昌龄西出碎叶辨》、李珍华《王昌龄事迹新探》、黄益元《王昌龄生平事迹辨证》、李原培《王昌龄两次出塞路线考》等。这些文章又主要围绕王昌龄的生年、籍贯、出塞的时间和路线、交游及其它一些生平事迹的考订而探讨的。
王昌龄的生年 关于王昌龄的生年，学术界大多沿袭闻一多《唐诗大系》中的说法(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傅璇琮在其《王昌龄事迹考略》中认为闻一多之说恐未有据，根据王昌龄所作《送王大昌龄赴江宁》、《宿灞上寄侍御屿第》二诗推断王昌龄当生于公元690年左右。但是，傅璇琮在其后来与李珍华合著的《王昌龄事迹新探》中又否定了前说，改从闻一多之说，认为王昌龄出生的确切年份虽然不能断定，但大致当在公元698年――701年之间。胡问涛《王昌龄年谱系诗》也认为闻一多之说没有根据，所以另立新说，谓王昌龄当生于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
王昌龄的籍贯 王昌龄的籍贯，旧有三说：江宁，太原，京兆。本世纪学界的观点也不统一，主要有太原、京兆二说：王运熙《王昌龄的籍贯及其〈失题诗〉的问题》一文认为，《唐才子传》所说的王昌龄为太原人“实为可靠”，“江宁确是王昌龄为官的地方，而不是他的故乡”;李云逸《王昌龄小传》、傅璇琮的《王昌龄事迹考略》和谭优学的《王昌龄行年考》都认为王昌龄应为长安京兆人。
王昌龄的宦迹 对于王昌龄两次登第的时间和任职先后的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如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认为，王昌龄于开元十五年进士登第，授汜水尉。十九年又中博学宏辞科，迁校书郎。嗣后，贬岭南，出江宁丞，贬龙标，最终被害。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及其以后与李珍华合著的《王昌龄事迹新探》都认为，王昌龄开元十五年进士登第，授校书郎。二十二年又中博学宏辞科，迁汜水尉。嗣后，贬岭南，出江宁丞，贬龙标，最终被害。他们的分歧在于：一、王昌龄中博学宏辞科的时间，到底是开元十九年还是二十二年?二、王昌龄到底是先任汜水尉，后迁校书郎，还是先任校书郎，后迁汜水尉?后来黄益元著《王昌龄生平事迹辨正》也以傅说为是，并补证谭说之误。
王昌龄出塞时间和路线 关于王昌龄出塞的时间，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订在开元十二年至开元十三年之间;于石《王昌龄》订在其中进士前后(开元十五年左右);傅璇琮、李珍华《王昌龄事迹新探》考订王昌龄由塞外归来在开元十四年秋冬，出塞时间阙疑;李原培《王昌龄两次出塞路线考》则认为王昌龄曾两次出塞：第一次在开元九年秋，一年后返回;第二次在开元十二年秋，最迟在开元十三年十二月返回。这些文章对王昌龄出塞的路线都尽可能作了描述。另外，胡大浚《王昌龄西出碎叶辨》一文对当时一些学者越来越肯定地说王昌龄到过“碎叶”问题提出疑义，认为王昌龄西游碎叶可能性极少，出中亚碎叶更是不可能的事，其诗中“碎叶”一词本属想象之词，不能坐实。
二、王昌龄诗歌研究
本世纪关于王昌龄诗歌艺术成就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下面分王昌龄诗歌总论、王昌龄七绝诗歌研究及具体作品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王昌龄诗歌总论 施章是本世纪较早对王昌龄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他在《王昌龄的诗》一文中认为王昌龄“虽然算不得意志极强的人”，“但他能将他当时所不满意的事实，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使我们读者知道这些人间的痛苦，而起来积极地改革”，因此，他又把王昌龄表现人生痛苦的诗分为“表现战争”和“表现宫廷生活”这两类加以分析。
除施章以外，本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些文学史和唐诗研究论著也多少涉及到王昌龄的诗歌，但都流于一般介绍者居多。值得注意的倒是闻一多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授课时的讲义中对王昌龄诗歌研究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将王昌龄视为盛唐诗坛 “个性最为显著” 两个作家之一(另一个是孟浩然，前文已引)。他认为，“从文学技巧说，王昌龄和孟浩然可以对举”，但“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龄走的.是浓密之路”，而昌龄之在浩然之后倡浓密，正符合盛唐诗风“由齐梁陈逐步回升到魏晋宋的古风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和谢灵运的比较中，闻一多认为，“大谢炼字功夫极深，但尚不能堆成七宝楼台，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王昌龄了”，而且“昌龄在文字锻炼功夫上别有天地，比大谢成就更大”。在具体的艺术分析中，闻一多又指出，王昌龄诗给人的印象是“点”的写法，而且“使人读起来产生颤动的感觉”，这“可说是王昌龄的独创风格，功绩不可磨灭”。
到五六十年代，人们对王昌龄诗歌的注意开始多了起来。首先，当时相继出版的诸多《中国文学史》都对王昌龄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予以肯定。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他的边塞诗写战士爱国立功和思念家乡的心情，他的描写宫女、思妇的小诗都很出色。在艺术上，“由于他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善于概括和想象，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和谐婉转，民歌气息很浓。所以他写传统的主题，能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光景常新。”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为王昌龄的边塞诗“运用极其精炼、概括的诗歌语言，铿锵悦耳的音律，呈现出无比雄伟的气魄和生动的形象”，王昌龄表现宫闱离别的诗“字字白描，句句精丽，而情意悠长深远，富于涵蕴，表现出高度的概括能力，达到绝句中难到的境界”。其次，刘开扬的《论王昌龄的诗歌创作》一文较之前人的研究，又更加细致、深入。作者将王昌龄诗歌分为边塞诗、妇女诗、送别诗三类来分析，认为王昌龄诗歌有两个特点，一是细腻和超凡脱俗、惊耳骇目，另一个是“不假物色”、“不相倚傍”，而使出语自然。在写法上，他认为，昌龄诗善用比兴，一往情深而含蓄不露;重视意格，也重视声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