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创作代表的是盛唐时代的风格，作品中充满佛禅义理，同时也洋溢着人生智慧和生存哲学。
王维青年时期极为得意，21岁中进士第，官居大乐承，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所以此时的诗作充满了少年无所优惧的情怀，“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逸兴飞扬。但之后，王维可谓经历曲折，百转千回。先是被贬为济州参军，31岁丧妻，然后重作京官，参与张九龄改革，随革新失败再次被贬。于安史之乱中受伪职而被俘，平乱后再历沉浮，终于在心如止水的境界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亲历浮沉变幻的宦海生涯之后，王维选择了皈依佛教禅宗，佛教禅宗影响了他的生活节奏和政治态度，改变和强化了他的人格自塑方向，形成了他与一般人“终南捷径”式的投机或樊笼式的解脱截然不同的对隐逸生活的迫求方向――亦官亦隐，“以禅诵为事”的生活方式。这样的际遇和晚年的生活方式让王维沉静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智慧和生存哲学，诗人在仕隐之中保持自我人格的清高适意和内在性灵的高度自由，以“身心相离”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万物，断除世俗的欲求和烦恼，破除对于“法”“我”的固执，使主观内心的追求与客观外在的现实相分离，达到一种适意自得的状态。
一、“无可无不可”
“无可无不可”本出自《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的意思是说自己所追求的言行与伯夷、叔齐等逸民不同，“亦不必进，亦不必退，惟义所在。”也就是说君子的追求应在于对社会尽职尽责，而不应计较成败荣辱。儒家的这种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是千古世人所自觉信守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如此等等。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有一段对“无可无不可”的解读文字：
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此近于不易。愿足下思可不可之旨，以种类俱生，无行作以为大依，无守默以为绝尘，以不动为出世也。
王维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身心相离，理事俱如”，那么还有什么不适意的呢?也就是说，“无论道之行或不行，照样可以适意，只要顺随真如”。①《庄子・齐物论》中有一段关于“可与不可”、“然于不然”的论说：“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道路是行走而成的，事物是人们称谓而就的，无所谓认可与不认可，也无所谓正确与不正确，在道家的观点之中，“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怪”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态是相通而浑一的，那么也就无需计较能否认可和是否正确，只要认识并把握事物的本质即可，实际上说的也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哲学。王维正是领会了其中的真谛，以“适意”为人生目的,“该仕则仕，该隐则隐，随宜而行”②，能够做到亦仕亦隐、仕隐两全，并在仕隐之中保持自我人格的清高适意和内在性灵的高度自由。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无可无不可”的前提：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佛教认为身如聚沫，不可长存，自然就不应该执著于其上。王维在这封书信的前半段说到许由的弃瓢洗耳是“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厌恶外物，反使自己内心受到垢染，这是十分不值得的。批评陶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使自己陷入“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的境地。又强烈指责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顿缨狂顾，岂与俯受维系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岂等同虚空，无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见独存之旨耶?”王维认为他们这种厌恶外物，弃绝人世的态度，与佛教所说的“入诸�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维摩诘・方便品》)、“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坛经》第十七节)，相去甚远。聪明人的人生哲学应该学会忘记、泯灭自己的身心，明晓事物的现象虽然多姿多彩、各式各样，但本质上都是“空”的，所谓“诸法皆空”。以这样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万物就更容易断除世俗的欲求和烦恼，也容易使主观内心追求与客观外在的现实相分离，达到一种适意自得的状态。
“适意”的关键还在于“理事俱如”，也就是顺随真如，佛家称事物的真性、真相为真如。《唯识二十论》卷二：“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长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法，常如其性，故曰真如。”万事万物的真象在佛教那里实际就是“空”，以此观之，仕与隐的本质并无区别，也无界限，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加以区分，使身心纠缠于其中。王维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论断就“突破了仕隐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对立形态，突破了忧心在朝、养性于野的狭隘的处世方式，而以纯粹理念控制心理，不住有无，不受纷扰，身披朱绂而逍遥山水，位在魏阙而心宅方外，无目的性的随顺，却是有目的性的满足，故而无往而不适也。”③这种人生境界是超越伦理、超越宗教的审美境界，“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白天效力宫廷而夜晚寄宿幽居，既可成就“小隐”，也不荒废敬业效命之大道。王维以适性为生存目的，从容与仕隐之间，始终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不注重实际意义上的自然人生，而着重建设心灵主体和精神世界。
我们知道，在王维之前就有陶渊明、谢灵运等流连并幽居山水的诗人，对于他们，隐逸是作为入世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都是在经历了多重挫折之后才萌生归隐之心。“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谢灵运的狂游山水，都是将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由政治移向了自然，在自然之中寻求心灵的补偿和寄托”④，用精神的满足去消除仕隐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们追求自然山水中的闲散自由，而摒弃社会生活尤其是仕途生活对人的羁绊和束缚。
王维的人生哲学中蕴含一部分与陶谢相同的追求，不过，作为一名佛教徒，王维饱读佛禅义理，尤其精通禅宗哲学，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深入他的隐逸生活，影响他的处世方式。禅宗等同色空的义理，打破了三界之别，将修炼与生活，入世与超世，佛性与人性等同起来，达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空非色，即空即色的悟境。对此，李泽厚说：“简言之，不诉诸理智的思索，不诉诸盲目的信仰，不去雄辩地论证色空有无，不去精细地讲求分析认识，不强调枯坐冥思，不宣扬长修苦练，而就在与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联系的当下即得、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悟道’成佛。现实日常生活是普通的感性，就是在这普通的感性中便可以超越，可以妙悟，可以达到永恒……那常住不灭得佛性。”⑤正是受到禅宗这种哲学的影响，王维不再像前人那样隐于林泉山水之中以求得超世之乐，“而是如南宗禅师们常说的‘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永嘉玄觉《证道歌》)”⑥，修习一种“山林优游禅”，追求“大隐隐于朝”的境界，即使身在官场，也依然能够得到精神的自由，即使大言尘世事功，也能得到超世的满足。
正因为如此，王维面对自然山水，不仅有一种摆脱尘世的超越感，更有一种物各其性的自适，一种得道悟道者的涅。所以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不再一味将社会现实与自然山水相对立。在他的人生哲学中，自然就是自然，现实就是现实，仕即是隐，隐即是仕，仕不是仕，隐不是隐，他完全生活在一种“无可无不可”(王维《与魏居士书》)的心灵与行为的自由中。王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然的本质上去审视自然之美，从社会的本质上去感受社会之功，还自然以其本然的特色，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让事物如其本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