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汪曾祺与江青有怎样的关系，为何一直感念江青的好处，却看不到对她的仇恨，我们一起来了解与学习。
江青被称为样板戏的“总导演”，一半是自封，另一半却也来自真实。因为没有江青这个“总导演”，样板戏就不会被抬到神圣无比的位置。然而，是戏就有落幕的时候。那些排演样板戏的人，有的因此飞黄腾达，有的因此身陷囹圄……
于会泳：一个才子的戏剧人生
于会泳是大才子，赞扬和唾骂他的人都承认这一点。
于会泳是山东乳山人， 1946年9月，时年20岁在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弃母离乡，步行3天后加入胶东文工团。
1949年8月，胶东文工团保送于会泳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进修。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很快就异军突起，1963年他写出了《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
1964年，因参与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作，于会泳受到了江青的青睐。后来，他还参与了大多数样板戏的唱腔设计。1968年5月，于会泳在《文汇报》撰文提出“三突出”理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次年，于会泳成为中共“九大代表”。
在“九大”召开期间，《智取威虎山》一剧作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于会泳在演出的开场白中说:“……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江青也似乎受不了这翻奉承，她站起来说，“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此后于会泳青云直上，在1973年8月的“十大”会上，他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于会泳随之被隔离审查。他当时对自己还比较乐观，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衣物时，还对妻子说：“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然而，仅隔一天，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对于会泳来说，这无疑是政治上的终身判决。8月28日，于会泳喝下了160毫升左右的“来苏水”，自杀身亡。
1961年，刚刚摘帽的右派沈默君(注：曾任三野解放军剧院编剧，总政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代表作有电影剧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写出了《自有后来人》的电影剧本。1963年，这部电影一上映即引起轰动。
接着，哈尔滨市京剧院排演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沪剧团的凌大可、夏剑青也将其改编成沪剧《红灯记》。此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将沪剧《红灯记》排演成京剧《红灯记》。
1964年，两个京剧版同时参加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江青决定把两个剧合并为《红灯记》。
此后，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改了又改，编了又编。然而，沈默君“摘帽右派”身份，在京剧《红灯记》公演时，不仅没有他的名字，连“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字样也彻底消失。
不仅如此，在1966年“文革”前夕，沈默君被莫须有的罪名 “两开”(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一保留”(保留公职)，连降了9级，同时被驱逐出长春电影厂，流放到安徽省贫困的枞阳县接受劳动改造。
沈默君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复出，继续创作，在《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灯记》上又出现了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