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京派最后一个作家”。拥有博雅圆熟的人生修养、高雅精致的生活与艺术品味，是汪曾祺一生的诉求和理想。为此，他自觉地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0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京派最后一个作家”。拥有博雅圆熟的人生修养、高雅精致的生活与艺术品味，是汪曾祺一生的诉求和理想。为此，他自觉地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当然，汪曾祺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不等于他没有凡俗气。他以薄俗尚雅、避俗求雅为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的主导价值取向，意味着凡俗气是其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的背景和底色。笔者试从汪曾祺作品的选材、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探究其作品的俗与雅。
一、选材的俗与雅
汪曾祺作品取材的特点主要是写旧社会旧生活，他的小说大多是往事的回忆，回忆最多的是其故乡高邮城乡的人和事。在他的小说中还是在散文里，汪曾棋的内在情绪多是欢乐的，他所表达的多是对民间生活“俗趣”的发乎内心的贴近与欣赏。《五味》、《食道旧寻》、《昆明菜》等既是在写“ 吃”之“俗趣”，更是在写一方水土方风俗而《闲市闲民》、《美国女生》等，是真正体会了生活的简单明净即便《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上课》、《唐立厂先生》、《金岳霖先生》、《吴雨僧先生二三事》等，汪曾棋也都着眼于所见之人、所历之事的趣味。在汪曾祺笔下，无论城市的还是乡村的生活，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名学者，都无本质的差别，因为他所关注的是世间小儿女的生活本身的“俗趣”。
选材的雅化是让世俗人生带上诗意。汪曾祺切入生活有独特的视角他戏称自己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挖掘了我们民族中儒家思想合理的一面，如相互同情、帮助、讲求仁爱、相濡以沫等。在《 鉴赏家》中，果贩叶三不以自身地位之卑而媚悦尊贵之人，他出售水果，评点画作，都以诚相见，坦率直言，从而赢得画家季甸民的友谊和敬重。《岁寒三友》 里的画家靳彝甫在朋友穷愁潦倒之际，将珍藏多年的三块传世“ 田黄” 变卖，以资助朋友，同饮酒楼，都表现了真诚待人、救助危难等传统美德。汪曾祺说：“我想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身上发现人的诗意，人的美”。这种把儒家思想文化精华融于作品，处处透露诗意与美是其作品选材之雅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