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七百六十岁。七个多世纪，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他生于公元１２３６年。当他生时，“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没能，也无法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他就在四十七岁那年化作啼鹃去了。当他死时，不，当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竖起了又一根立柱，虽共工也触不倒的擎天玉柱。
他是状元出身，笔力当然雄健，生平留下的煌煌笔墨，正不知有凡几。只是，真正配得上他七百六十岁生命的，则首推他在零丁洋上的浩歌。那是公元１２７９年，农历正月，他已兵败被俘，恰值英雄末路，在元军的押解下，云愁雾惨地颠簸在崖山海面。如墨的海浪呵，你倾翻了宋朝的龙廷，你噬碎了孤臣的赤心。此一去，“百年落落生涯尽，万里遥遥行役苦。”“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无一丝一毫的张惶，在这生与死的关头，他坦然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共存亡。但见，一腔忠烈，由胸中长啸而出，落纸，化作了黄钟大吕的绝响。这就是那首光射千古的七律《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假如文天祥在这时候就死去，结局又会怎样？毫无疑问，他是可以永生的了。南宋遗民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战友，庐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张贴了数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舍身取义，保全大节。他自己又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一路上才又是服毒，又是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然而，且慢―――打量历史，我们只能作这般理解―――日月还要从他的生命摄取更多的光华；社会还要从他的精神吸收更多钙质；盘古氏留下的那柄板斧，需要新的磨刀石；长江和黄河，渴求更壮美的音符。一句话，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于是，同年１０月，他就在一种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