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给别人写过很多信，其中就有给云六大哥的。
大哥：年头寄信，想早收到……看看报纸，才知道今天廿九，是我进入五十八岁的生日，大致只有你和大姐还记得起这一天!这里无一个人在家，我就独自坐下来听悲多汶第九交响乐，倒好像真是为我做寿，声音那么欢乐而又清静!虽这么说，你可不用为我生活或身体担心，这里凡事都照常，都好。
我在故宫一天，历史博物馆一天，总有事情可作。今天在故宫陪了约卅个年青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虽累些，还是很好，因为知道对他们有益!这些年青学生多十分幸运，在参加十大建筑中陶瓷和丝绸、地毯设计工作。工作热情虽高，也画得相当好，可是面对现实，究竟不大好办。几年来，对遗产取得是个虚无态度，应当懂的多不知道，已懂的多是皮毛。万千种好花样多不会利用，直到需要时，才明白三四年学习白费了大堆日子。即再大胆敢想敢做，到现实工作上，才了解学得不扎实，卫星不好放!他们的先生早成习惯，却并不怎么着急，我却不免代为着急……我还记得三十多年前一个生日，也是在北京过的。天气极冷，只穿一件夹衫，黄昏中从宣武门内图书馆走出，到西单附近，在一个羊肉摊子前停下，看人吃羊杂碎，摊子边正有个带喇叭的留声机在唱《洋人大笑》。我一文不名，就那么听下去。极奇怪，即在这种困难情形下，也不觉得什么叫“难受”，只觉得存在是一种离奇情形，好处无人知道。眼看到许许多多坏蛋傻瓜，日子通过得满好，我却简直难以支持下去。但是，事实上我竟那么支持下来了，在谁也不易设想困难中坚持学习，首先战胜自己的无知……千百军阀伟人，财主议员，都已完事了，我居然还存在，真应了诗人所说“此身虽在堪惊”。更离奇处也许还是现在，又像是在一种孤独中存在。并家中人也似乎不怎么相熟。由于工作，接触面虽相当广，可像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我依旧并不难受，就那么无事忙工作下去，存在下去。忙的全是别人事情，学的又似乎永远不算是学问。打算的全是职务以外或职务以上的，以及明年后年才需要考虑到的。可是却永远不会把自己地位安排得稍好一些。正相反，许多行为都像是专找不利于己的“赔本生意”去做，结果自己倒常处于狼狈地位。比起熟人来，我真正是不会自处到了家!和过去学习写作一样，我总是呆头呆脑的干，毫不取巧弄乖，结果反不如有些人使三分气力用笔，七分气力社交，还到处逢源。可是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明年十月后，如许多事情还是走不通，研究工作也不能如应有的进行，体力又已不大济事，也许还是准备再作冯妇，来做个“职业作家”省事些。因为十年来做职员，一天上下班四次，得来回换车八次，每天大约即有二小时在车中挤去。
总是头昏昏的，黄昏过马路时，还得担心被车撞倒。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还会想得到。我大致学许多都有望学好，可是想学做个好职员，实在不容易。
诸事望放心，因为在工作上我总像是一个“永远乐观派”，这事作不对，就再换一门来重新学，重新作，一定要学好它，作出点成绩。但是在生活上，也许应当说，注定是个“永远败北者”才符合事实。老话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分定，想推开也不成”，所以即或相当羡慕人有搞头，要学可学不来!
或许笨也有笨的好处，过几年会各事不同一些，有较多自己可支配时间，能集中精力做点事，也不辜负党的希望。
北京今年冬天格外冷，入晚经常在零下十五度，房中炉火旺旺的，还不暖和。想起即在这种天气下，还经常有亿万人在寒风中赶工筑路、架桥、搞钢铁基地……个人觉得未免太渺小了。一定还得努一把力，来把工作做好。一切望放心!(二弟旧十一月廿九晚北京 - 1959年1月8日)
二
大哥：得近信，知道体力还好。怕冷事，过些日子当为问问熟人看，是否有什么药，如鹿茸卫生丸之类，有些效验没有。如好就为买些来。一近三月，我们已起始在准备“忙”，接受“忙”!因为新馆近二百幅历史故事问题画、塑，和外边兄弟馆同样画幅，都由我们提参考材料，有的是永远作不完的事情待作。近又调我参加科学院编辑历史图谱工作，约有五千个图片，将编成一千页，赶九月出版，许多器物简单说明工作，恐得参加，工作量也不轻。馆中还有许多对外供应资料工作，由保管部作，没人肯做，调我过保管部后，我也得揽一手。将来他们搞历史歌舞戏曲电影，都少不了博物馆一份工作。只要肯继续好事热心，真可作许多事!目前只希望身体能支持下去，不至于半途垮下才好。一到具体问题考验上，才明白知识真不够用，还应当好好努几年力，多看几万件文物，透熟千百种图录和文献，才能解决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目前说来，虽凡事都懂一点点，其实多皮毛知识，极不踏实，求融会贯通，可不容易。而且搞的工作，事实上牵涉范围也太广泛，即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懂得那么透彻仔细。所以明知是个“假里手”，也还是得充下去，作个过渡桥梁，希望能在一二年内为馆中搞个图片资料室，有三五十万文物照片，少壮一辈能用它作个基础，三五年中即可事事赶过我们。照道理说是办得到的，因为情形不同，年青一代机会实在太好。只是年青人若不拼命，怕也不大好办。因为有些搞研究工作的老一辈，搞了半生，就还是永远停顿到旧日玩古董情形下，提不高，令人奇怪。正如另外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见今天报载，有五千多人入党，中有思成等熟人，其中一定还有许多熟人。思成还写了篇文章，写得很好，在《北京日报》发表，你可看看。报上还载有个通知，从明天起，城里有轨电车一律停止驶行，暂由公共汽车代替。大致“五一”时，全北京城内即可完全改成无轨电车。让我记起初来北京第二年新修电车情形。东单那座“克林法碑”，欧战后改为“公理战胜”牌坊，即是这时移过中央公园的。“共产党”名称还刚在学生中说起。孙中山在北京市民口中还叫作“孙大炮”，以为专只会放大炮、说空话。国内还无“职业作家”，鲁迅也绝不可能靠写作生活，更想不到将来会有个“鲁迅博物馆”在白塔寺附近。我还常跟着游行队伍，散散传单，并不明白要“反帝”，但是又十分讨厌洋人。过不久，许多人都过武汉参加革命去了，我却变成了第一批职业作家。我也是真正在用力革自己的命。一晃卅多年，现在到了“五四”的四十周年时，却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写过什么作品。新作家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做作家方法和我们已完全不同。报纸广告上经常是《日出》、《雷雨》，《雷雨》又《日出》，以及《金山寺》、《空城计》、《济公传》……戏剧中似乎凡是已经存在的都可望依旧存在。我写的.东西，只因为是小说，却比我本身还不扎实，被时代淘汰了。真可说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一个人那么认真努力毫不懈怠工作廿年，竟无丝毫成绩可以留下。这几年只不过是随事学学又放下，倒像是由假成真，变成了“专家”。主观以为对国家最有用的，恰恰并无什么用处，比许多封建迷信还容易消灭;在一般职业上并不费事作的，反而成了晚稻，收成格外好。真应了古人旧诗，“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想来不免要笑笑，原来这事情是自古有之。在云南时，曾写了篇散文，提出些问题，竟和预言差不多。内中提起孩子们的将来，以为传奇故事在青春生命中已失去意义，代替而来的必然是实际的事业。现在他们果然都终日守在机器边，礼拜天也不过是头晚上赶回来看看母亲，听听音乐，一早又赶回工厂工作去了。真的已在参加祖国建设，把青春全投到工作上去了。我却似乎越来越幼稚无知，无从明白自己。不拘学什么，到相当时期，我都可有一定理解。
只是对自己，却总是缺少应有的理解，因此永远如飘飘荡荡似的，不生根，不落实。照例有大堆问题在脑子中转，可是没个机会好好写出来，大多数都浪费掉了，真可惜。一天似乎也永远是忙忙碌碌，却忙不出个所以然来。懂得万万千千好花朵，可和生产搭不上。……得通知，四月十六政协将和人大一起开会，三月十五即可各处视察。我是留下来坐镇办公室还是出去过西北看看敦煌、西安或成都、贵州、湖南，尚待决定。回家乡大致不可能。能过敦煌去找点材料回来，对公家也有益!(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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