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按照时间顺序将乡愁依次比喻为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结构严谨，很好的表达了本诗的中心。下面是《乡愁》的鉴赏，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面对一条海峡造成的乡愁，其实两岸的人都在默默等待，都希望有人能帮他们道出心中的哀愁：无数家庭就像左右手一样被分开，但似乎永远无望重新握在一起;两百万背井离乡的大陆人，成了台湾社会中的外省人;同一种语言、文化和传统，因为一条海峡的分隔，被赋予截然不同的含义甚至命运……乡愁就像梦，不厌其烦，要代代找到为它开口说话的人。
余光中之前，古有《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为乡愁谱写挽歌，有元人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把乡愁表达成“断肠人在天涯”的哀伤;今有一九六零年的林海音，用小说《城南旧事》强调一个台湾人对北京的思念，更有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的白先勇，他用十四篇《台北人》系列小说，来提示台北外省人精神绝望背后的上海家园，它似乎成了台北“外省人生活”的精神解毒剂。有趣的是，当代作家用小说表达的乡愁，固然已经引起大家的钦佩和注意，但人们依然期待更有文字效率的表达，似乎人们内心积蓄的乡愁，无法被小说耗尽，仍期待被一首诗更浓缩地表达，不然，那会意味着汉语的失败，而不是乡愁的失败，直到一九七二年的余光中写出短诗《乡愁》为止……
七十年代的余光中，正处于个人西化主张的强弩之末，等待在八十年代开口提醒人们，去用新诗唤醒中国古代。五十年代他与覃子豪等创建蓝星诗社时，是他西化主张的开端。重要的是，蓝星诗社自视为“新月”的继承者，他们费尽心力继承的“西化”，实际是西诗格律体与自由体的混合。就是说，他们认为诗歌的声音和形式必须受到某种约束，只有意象或隐喻的使用是自由的，体现出对现代主义的尊崇。
我们容易看出，《乡愁》一诗有新月主张的“稳定”形式，明显吸收了闻一多的“音尺”主张。音尺是闻一多用来计算诗句节拍的单位，大致相当西方格律诗中的音步。比如，《乡愁》中每节对应的诗句，音尺的数量完全一致。每节首句“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呀”、“而现在”，都是音尺数量为二的句子：“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呀”、“而/现在”。
同理，“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是音尺数量为五的句子：“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是音尺数量为三的句子：“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诗中四节的音尺数量(按行计算)，分别都是二、五、三、三。通过追求节与节音尺数量的工整、对称，余光中实现了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要求的整齐化、规律化。不过余光中作为蓝星成员，显然放弃了闻一多在《死水》中的刻板做法：即在同一节中追求诗句音尺数量甚至字数的相同。相反，余光中给予首节完全自由的安排，转而让第二、三、四节受控于首节，令节中各行的音尺数量甚至字数，全部向首节看齐。
其实，这也是古代《诗经》中不少诗篇的选择，《诗经·郑风》中的某些诗篇，同一节诗句的字数并不完全相同。比如，《郑风·淄衣》中的首节：“淄衣之宜兮，蔽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各行字数分别为五、六、五、七，《淄衣》中的第二、三节各行字数，保持了与首节的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窥见，这种安排之所以受到《诗经》和蓝星成员的青睐，是因为古体诗在诗经时代以及新诗在当代，都面临骑虎难下的相似局面。
作为民歌的诗经，为了易于传诵，必须在散文化与声音的规律化之间作出选择。通读《诗经》可以发现，除了四字诗基本(不是全部)完成了刻板的规律化(追求各句字数相同)，其实无法控制各句字数的挣扎，明显贯穿于不少诗篇中。当新诗用类似的想法来处理诗句，因为白话词汇的字数更不可控，可以看出这种挣扎会更加强烈和痛苦。我们由此触及到余光中与闻一多的差别，甚至蓝星与新月的差别。闻一多和新月成员表现出了实现整齐诗行的急切，他们差不多是用谋杀诗句的方式，来切出整齐划一的诗行，他们由此留下后人病垢的不少弊端。他们切掉的不只是诗行，他们切掉的也是某些思想，因为宽以待词，实质是宽以待思。
余光中作为蓝星成员，似乎有意把诗句的规律化，与思想的弹性、意象的亲和力结合起来，避免诗句受到过度整齐的戕害。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哪怕是所谓的自由体，与讲究的格律体也只有相对的差别。自由体压根就没有真正自由过，它也有属于自己的“形式”，只不过一般人难以直接用眼睛辨认出来。
余光中拒绝闻一多那样的刻板重复，也拒绝自由体的复杂“形式”(要更细心才能发现它的重复模式)，恰好体现了他作为蓝星主力的追求，即他更多以诗句内在的效果，来考察音效，从而比新月更靠近现代主义。比如，“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他选择的是现代主义“什么是什么”的常见范式。现代主义之前，常见的比喻范式是“什么像什么”，这种范式力图让读者觉察到两个事物相似的特质。“女人像花”强调的相似特质是美丽，“我拥抱着白桦树，就像拥抱着别人的妻子”(叶赛宁)，暗示的相似特质是熟悉中的新鲜感、陌生感。“什么是什么”则不把注意力只放在暗示相似特质上，它甚至可以异想天开把两个不相干的事物，强行混搭在一起，从而利用我们的联想，产生诸多歧义。兰波的“U，是天体的周期”(《元音》)，是这种混搭范式的开端。U本是声音，被强行与视觉上的“天体的周期” 等同，从而令我们对U的声音多了视觉联想，也令我们对“天体的.周期”多了声音联想，这就是所谓通感的来源，即在现代诗中，听觉、视觉、触觉等可以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