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那年，已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了。
班里的学生年龄炬离拉得很大，最小的是我，最大的是杜风雨,已是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了。他的个头比我们班主任还要高;他脸上的粉刺比我们班主任脸上的还要多。很自然地，他成了我们班上的小霸王。更由于他家是响当当的赤贫农，上溯三代都是叫花子，他娘经常被学校里请来作诉苦报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如何冒着大风雪去讨饭，又如何在风兩之夜把杜风雨生在地主家的磨道里，我们班主任家是富裕中农，腰杆子很软，所以，面对着根红苗正、横眉立目、满脸粉刺的无产阶级后代的胡作非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们的教室原先是两间村里养羊的厢房，每逢阴雨潮湿天气就发散羊味。厢房北头的三间正房是乡里的电话总机室，有很多电线从窗户里拉出来，拴在电线杆子上，又延伸到不知何处去，看守电话总机的是一个搡着外地口音的年轻女人。她的脸很白，身体很胖。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沙发、什么是面包，但村里的一个老流氓对我说看电话女人的奶子像面包、肚皮像沙发。她有两个女孩，模样极不相似。村里的光棍儿见了她们就说：“大平小平，我是你爸。”俩女孩起初很乖地呼光棍儿爸爸，后来不呼了。后来光棍儿再自封为爸爸时，俩女孩便像唱歌一样喊：“操你的亲娘!”看电话女人家里出出进进着许多穿戴整齐的乡镇干部，我们在课堂上，听到调笑声从总机房里飞出来。我隐约感到，那里边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同学家看小猫，路过总机房，看到窗外站着一个人，走近发现那人是班主任。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让我们那位年轻的、满脸粉剌的班主任不满意，他经常毫无道理把我揪出教室，让我站在电话总机房外的电线杆下罚站，一站数小时，如果是夏天，必定晒得头昏眼黑，满脸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