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写下名篇佳作《岳阳楼记》，为后世所传诵;其抒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更为后人所景仰。你们为何不提岳阳楼呢?
《岳阳楼记》全篇446字,却无一字用在楼姿楼貌上,何也?
这还要从范仲淹的人生经历中寻找答案。
范仲淹出生苏州，两岁丧父,母亲改嫁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范仲淹就做了朱的继子,改名朱说。因家境贫寒,范仲淹的攻读之路分外艰辛,这使他自幼养成自强不息的性格。20岁时到长白山醴泉寺借读,每日“画粥断齑”,刻苦自律,饱受磨难,笃学不辍。27岁金榜题名,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从此开始了他37年的宦海生涯。但他的宦途并不顺利,尽管文韬武略样样超群,战功显赫,仍然四起四落,数度遭贬,大部分时间都“处江湖之远”,被弄去搞基本建设了。范仲淹一生中竟“被深入”到泰州、楚州、陈州等十数个基层“锻炼”过,而且在每个岗位上都待不长,往往板凳还没坐热就得卷铺盖走人。这种跌跌撞撞、载沉载浮的为官经历,主要是由真宗、仁宗父子对他的不信任造成的。
当时社会“忠”是第一要务,是臣子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钱。“圣上”宠信不宠信你,宠信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你在他的“忠”字试卷上能得多少分。那可是加官之本、晋爵之基、富贵之源,当然也是臣子们报效朝廷的首要条件,没有谁会掉以轻心。范仲淹在官场历练了几十年,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愣头青,成长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这点道理当然拎得清。可惜的是,忠君与恤民的范仲淹屡遭挫折和打击,这说明在真宗、仁宗父子那里他没能拿到多高的分。也就是说,他还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抓住任何一个可能抓住的机会,表忠心、掏忠心、献忠心。而此时,范仲淹迎来了撰写《岳阳楼记》的非常时机。
庆历六年57岁的范仲淹被贬到邓州任职。这是他人生的第四次被贬,好友滕子京派人送来新修的岳阳楼的画图,希望他“作文以记之”。作为一个落难的“问题官员”作记,下笔之前,范仲淹不能不慎之又慎,费些踌躇。他能“记”些什么呢?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他自己希望通过“作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他打算给世人,尤其是给宋仁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虽然滕子京是他的官场好友，但毕竟是个有过经济前科的人,正因为如此才“谪守”的。重修工程是否负案,他显然心中无底,万一滕大人“旧病复发”,又闹出一个“过度使用公款”的贪墨问题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冒冒失失去“记”一个明显是政绩工程的楼宇,那该是何等幼稚啊!范仲淹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险,他的“忠”字分已经很少了,再也损失不起了。因此,滕子京的“画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岳阳楼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伟再完美,他也别无选择,只好道声,对不起,恕不着墨了。
其次,规避政治风险容易给人造成一个对政治避而远之的消极印象,加剧范仲淹的“问题”。他必须“上台阶”,抓住这个机会,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作为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文章如何归置,如何附丽,技巧上决难不倒他。可以说,他甚至比谁都清楚,摒弃对楼姿楼貌的正面描绘而另辟蹊径,选取以楼说事的角度,写景抒情,借题发挥,比记楼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楼记”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这种一忧再忧的心声,朴实而深沉,似乎还夹带着些许苍老与悲凉,嗅不出唱高调的气味,也看不见作秀的成分,没有一丁点的阿谀之嫌,完全发自肺腑,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范仲淹不曾露出任何刻意所为的痕迹,十分艺术地完成了其表忠心的“自选动作”。字里行间看似感叹唏嘘,实则是不动声色,将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完美结合,千百年来洞穿时空,不知倾倒过多少仁人志士!如此出新出彩的辞章,展示了范仲淹非凡的才华,而且极其巧妙地表达了他忠于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大案,也牵连不到他头上。
再次,范仲淹也要趁此机会好好规劝一下滕子京。滕子京此前在泾州的经济问题被监察御史揭露出来后,宋仁宗派人前往稽查,他却以销毁支付凭证的手段加以抵制;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他又“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很显然,滕子京没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没有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一种境界,这让作为老朋友的范仲淹不免失望和痛心。
“微斯人,吾谁与归?”不需要复杂的铺陈,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说教,干净利落,两句自我申明的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加以解读,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忠于朝廷的政治立场,起到人所称道的“政治宣言书”作用外,范仲淹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则和做人的信条,委婉地对滕子京进行批评,当然也包含有给滕子京打气,要他夹起尾巴做官为人。
读罢《岳阳楼记》,掩卷沉思，不得不赞叹范仲淹的忧乐境界。“范仲淹借写《岳阳楼记》为自己画像,没有着墨大书特书岳阳楼，不失为一种大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