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1999年最受传媒关注的文化明星，恐怕非余秋雨莫属，至少有几件大事应该录以备考：首先是《霜冷长河》的出版以及出版前后围绕反盗版新招数的大肆炒作;其二是在《文艺报》和《文论报》同时发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一文，把“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并案处理;其三是夫妻双双晋京荡了一回《秋千架》;其四是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设坛论道”，引发了“岳麓书院事件”;其五是现在还在路上的“千年寻拜”。这一年，甚至可以称为“余秋雨年”。
批评的三个层次
对余秋雨的批评，从《文化苦旅》开始，前后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表现为3个层次：其一，在肯定余秋雨才华横溢，文采飞扬的同时，指出他在文章中留下的“硬伤”，包括常识性和知识性错误以及文体方面的毛病;其二，指出他在为人为文中的矫饰，特别不满于他在文章中对“文革”失足或有意回避，或淡化处理的讳莫如深的态度，直击他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作家的人格和良知。青年批评家余开伟说得明白：对当年参与大批判写作组一事，“在我们的记忆之中，都从未见到余教授只言片语的一丁点儿反省或反思文字”;其三，对余秋雨散文的话语策略和话语体制所做的文化批评，指出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关系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批评举证
举证之一：高恒文在《突兀之语何其多》一文中指出：余秋雨喜欢在文章中使用“显得过于突兀的警策之语”。这种“‘片面深刻’的道理，一再以‘警策之语’出现，总是有一点故作惊人之论的嫌疑”。
举证之二：韩石山在《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中以《道士塔》写王道士用白灰涂佛像一节为例，指出：“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
举证之三：《<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一文的作者汤溢泽认为，余秋雨“有时犯了阉割史实的错误 ”，他对余秋雨所说“有了它(都江堰)，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的观点表示反对，他说：“此点不符中国历史真相，可以说夸大了都江堰的功能。”
举证之四：裴文撰文指出，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冠以“山居”之名不妥，“倘若某人仅凭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暂住了几天，便可以将在那里写下的文字标以《山居笔记》的话，岂不令古人笑断了肠子”。
举证之五：深圳青年学子朱健国说：“我喜欢《文化苦旅》中的余秋雨，害怕‘深圳赞歌’中的余秋雨。”他希望“学者们最好老老实实说几句真话，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尽量不要讲假话，违心话，客气话”。
举证之六：周泽雄在《最酷的作家》中批评余秋雨“将盗版者与批评者以‘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这一可怕句式捆绑在一起”，是要“把天下的嘴堵死”。
举证之七：丁东和谢泳的文章都提到余秋雨在“文革”中与“石一歌”的关系，谢泳特别提到《长者》这篇散文，其中讲到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说他 1975年就接触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资源，但对照他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胡适传》，“说明他的思想深处并没有从那些文化中看到真实的历史”。
举证之八：《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的作者朱大可认为：“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表明，知识精英“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的洪流所吞没”，只有余秋雨这样的“市场的先锋”还继续浮在水面上。
举证之九：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大可指出：“如果说《文化苦旅》是一次以‘王道士’为话语基调的‘民族主义’ 言说，那么，《山居笔记》就是以‘一个王朝的背影’为基调的‘国家主义’文本，它意在表达作者在文人与国家关系上的微妙立场。”
举证之十：朱大可的文章还指出一点，余秋雨的散文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化“在走向软化、平面化和轻快化方面所企及的程度。这种软性话语起始于邓丽君的一声娇媚浅唱，而后渐次转换为文人的婉转长吟”。他还把鲁迅的《野草》和余秋雨的《天涯故事》做了比较，特别指出余文呈现出“轻快、轻浮、轻松和轻贱的‘四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