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朱自清的1927，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朱自清的1927
1927年，朱自清29岁了。他已经不是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手举旗帜，高喊口号的那个激情满腹的北大学生了。那时，他渴望在风雨沉沉的夜里，用自造的光明，照亮荒郊野路。波澜汹涌的心，深深地含着缕缕微温。甚至就在两年前，“五卅”惨案爆发后，他还以战斗的姿态，怒吼着：“血是红的，血是红的!”似乎那奔突的血也在他的身上沸腾。
然而，随着年轮的飞转，这一切竟如江南黄梅时节的满城风絮，渐渐散去了。他心头充溢的是血，是泪，是死亡，是悲苦，是一年前3月18日，执政府门前那哀戚的一幕。警笛一响，便是几排枪声。他茫然地跟着人群奔逃，手臂与马褂上都染满了鲜血。
在军焰熏天的年代，他终于明了书生议政，像老鼠磨牙那样，只是徒然。29岁是个不再耽于梦想的年龄，什么蔷薇色、玫瑰色的梦都变成了灰白色沉甸甸的现实。作为日渐败落的大家庭的长子，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肩头担子之重可想而知。两年前，他来到清华大学部中文系教书，考虑到北京米珠薪桂，没敢拖家带口，加上生活圈子狭小，一个人真是尝尽了寂寞的滋味。某天，他着实百无聊赖，就随便找家小饭馆，在临街的方桌前坐定，点了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还没怎么喝就有点醉了，信手摸出纸笔，伏案写了首《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的飞扬!”除了追怀飞扬的过去，他还在惦记着自己的妻儿。
早些年，朱自清在杭州一师任教，月薪70元，大半给了家里，但仍不顺父亲还有庶母的心意。妻儿在家自然备受冷眼。后来他回乡当扬州八中教务主任，薪水竟被直接送到家里。这些经济纠葛，让他身心俱疲，经常写信向好友俞平伯大倒苦水：“暑假在家，和种种铁颜的事实接触之后，更觉颓废下去，于是便决定我的刹那主义。”他渴望从生命每一刹那中获得一点精神的安慰，以求瞬间的解脱。
1927年的年初，朱自清终于把妻子跟两个孩子接到清华园。虽还算不上合家团聚，但暖意与温情毕竟是有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还记得三年前冬天在台州，那时家里还只是四口人，朱自清上街回来，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挨着母子三人，三张脸都带着天真的微笑对着他。那一刻，朱自清就觉得“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
家人的到来给清华园古月堂增添了活力，清流浅溪边多了孩子们的笑声，连荷池的树影也像残梦那般依人。朱自清在授课的闲暇，把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旧诗词方面。然而，这样的安定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心绪就被4月12日黄浦江畔的枪声所扰乱。血腥气，他不是没有闻过，但这次屠杀又让他感到战栗，感到渺小。红袖添香，儿女绕膝的人间清福终究是不容易享的。仿佛海子的诗里所说的那样“得到的尚未得到，该失去的早已失去”。
同事很真诚地劝朱自清加入国某党：“将来若离开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最终都是要“革自己的命”。在5月的一个下午，他伫立窗前，暗自心惊，难道天已入秋了吗?半庭黄叶，阵阵啼鸦。霎时，他涌起一种不知归程的“惶惶然”。
这种“惶惶然”，平息又浮起，搅闹得朱自清一直到了暑假。想起父亲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想起父亲不让自己进家门的冷眼，到底要不要回趟扬州，一时间竟没了主意。一天晚上，他来到日日走过的荷塘。淡淡的荷香，淡淡的月光，使他完全沉浸在这个温馨而朦胧的世界，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德国哲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对朱自清来说，这荷香月色就是他对诗意的追寻。戴罪黄州的东坡把赤壁的明月含在眼里，开始了他精神的突围。壮年残疾的史铁生从废弃的古园中，发现了生命的美丽。在追寻诗意的路上，他们都没有止步，都渴望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荷塘月色”营造的片刻宁静，虽无法让朱自清获得永远的解脱，但一颗平常心倒是能够打开名利锁。既然十字街头的呐喊，不适合自己，那就到象牙塔里开始心灵的跋涉吧!
1927年，朱自清一扭身躲进书斋，管他众生相如何，他决计要把生命投入到文化传承之中。即便后来烽火连天、关河乱影，他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搜讨、考辨、阐释，哪怕是亮出点微光，也总算给后来者提供了许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