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采
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旧体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茫然若失了一会;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惨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不打不成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正在这时，平伯转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我只能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自解，听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