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宋人以文字、以才学、以议论入诗的倾向，严羽力纠其偏，提出“妙悟”说，这对推崇盛唐传统，把握诗的形象思维特征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的论诗者，沿着严羽的思路滑向玄虚的另一端，即“以禅言诗”，一时文士中好佛者大肆呼应，遂成风气。晚宋的一些诗人还以“学诗浑似学参禅”为七绝首句，互相赓和，累累不休，明人亦复效颦不已。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清代不少诗论家认为，诗以情性为本，而禅见性而忘情，这种诗学观背离诗的艺术特征，会将人引入歧途。所以，他们找到以书言诗的新视角，抛开禅学的玄虚神秘观念，以文人熟悉的书学作浅近的阐述，充分体现了本土文化中书、诗的优势互补与整合。
清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出现五百多种诗话，有些诗论家将书与诗作跨门类的比较，以书喻诗，说明作法，直探规律。如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九处地方以书说诗，讲透作诗原理。乔亿的《剑豁说诗》更具体地指出“字画有篆隶真草，诗亦有之”，并找出了它们的对应关系。如汉魏晋诗与隶书都具古朴意味，唐诗和真书在各自领域中都呈巅峰状态，李白之飘逸与张旭、怀素草书都是浪漫精神之杰作，杜诗与严书都饱含忠君忧国、大气鼓荡的沉雄气概，等等。这些对应，或同一时代特征，或同一内蕴风格，或类似的文化历史地位。
诗、书的同一性在个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黄庭坚看李白的苹书，感到“其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而潘德舆评黄庭坚：“鲁直诗如其字，自以骨气胜，非以格韵胜者。”因为诗是心之言志之声，书是心之画性之态，外化为精神产品，其一体化是必然的。所以，诗书同构是文学与艺术相通的一个重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