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什么时代了，还有站着吃饭的人？你不相信么，但我的爸爸的确就是这么一个人。
先还是从爸爸的职业说起吧。爸爸是一个小学教师，到二O一x年为止，在我们老家的村学里教了整整三十多年书，他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只有在吃饭时才回到家里，一进门，便匆匆忙忙地端起母亲为他准备好的饭菜，站着狼吞虎咽起来，一两个馒头、一两碗稀饭、一小碟菜最多只需四五分钟时间就吃完了，然后就忙去了。
起初，爸爸是我们村里的文书兼民兵连长。那时我还很小，就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梁上，跟着他在村子里跑来跑去，谁家在那里，也约莫能说出个一二来。至今，在农田改土的山坡上，在群众大会的会场上，爸爸忙碌的身影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后来，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爸爸便成了我们村学里的一名民办教师，除带一个班的全部课程兼班主任外，因他喜欢音乐，便主动承担起了全校的音乐课，同学们在他的感染下，音乐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从此，校园里除了朗朗读书声外，还多了悠扬的歌声。他从最初的民办教师，到若干年后转为正式教师，在条件简陋的村学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几次学区调他到中小工作，他说：“偏僻的村学里年轻人蹲不住，我习惯了！”就把这些工作机会让给了其他年轻同志。任教期间，他多次获得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至今他教过的学生的儿子早都走出了他所教的学校，和他同龄的老师们有的嚷嚷着病退，有的嚷嚷着请假，但他还在一如既往、一丝不苟的面对这份他认为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早早就近视了，坐在第一排还看不见黑板上老师写的东西，学习非常吃力。那时考试没有印刷好的试卷，只有等老师把题目全部抄到黑板上，我才能照着老师拿的题去做。为了不影响学习，爸爸便领着我，步行二三十里地，到陕西省的天堂乡去赶坐发西安的班车。到了西安，为了节省钱，我们便住在一个地下的旅馆里，至今那沉闷的、发霉的味道似乎还从鼻子里呼吸出来。第二天找到光明医院，经医生诊断，说是只能配近视镜，于是，从那时候开始，一个黑圈子的近视镜便架上了我的鼻梁，镜片里的玻璃圈一层一层，同学们都笑我戴上了“瓶子底”。从此，爸爸为我配的近视镜与我形影不离，成了五官中的一个主要成员。有了眼镜，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了，便不用再固定的占据第一排中间的位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