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高考作文素材:“光明观察”(时事热评)
1.文学翻译不能总靠市场讨生活
邓海建
这些年，有关文学翻译稿费过低的讨论，多次见诸报端。“过去翻译一本书的稿费都可以在北京买到一个四合院，但是现在买一个厕所的角落都不够。”类似说法，也广为传播。近日，翻译家许渊冲获得国家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在众多报道中，也有不少人提到当下文学翻译稿费过低的现状，引发公众共鸣。(8月31日《华西都市报》)
在中国，文学基本还在头疼于“向死而生”的议题，就算没有“千字20-80元”的标准佐证，文学翻译的日子，自然也好过不到哪儿去。8月初，在柏林举行的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文学翻译家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家联盟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然而，在老翻译家名至实归的背后，却是国内文学翻译人才断层、数量寥落的现实身影。
翻译很火，譬如同声传译，而文学翻译却门庭冷落。冷落的原因，无非是文学翻译是件叫好不叫座的活儿。“叫好”的意思，是人人皆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历史而言，自19世纪启蒙思想家严复将《天演论》译成中文，诸多文学翻译领域的先行者，凭借个人禀赋与志趣持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启民智、传西学，裨益社会，滋养性灵。对内而言，没有应时而生的译著，恐怕就没有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譬如果戈里之于鲁迅、歌德之于郭沫若、屠格涅夫之于巴金，以及安徒生之于叶君健等。对外而言，没有传情达意的译著，中国文学就不可能骄傲地“走出去”。事实上，自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度就不断提高，不少评论家认为，莫言获奖，英文译者葛浩文和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功不可没。
“不叫座”的意思，无非是说翻译工作的诗意，往往被匮乏的物质回报所消弭殆尽。结果就是三种乱象：一是为了混温饱而抢时间。当初，傅雷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用了近5年时间，每天翻译800字，推敲斟酌，方为精品。如今，畅销小说《纸牌屋》的译者何雨珈却直言，“现在,一本几十万字的外文小说，翻译周期通常在4—8个月，算下来平均每天要翻译近3000字。”二是低稿酬逼人“层层分包”。往往是出版社将文本外包给翻译公司，翻译公司网上“悬赏”转包给做兼职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又将部分文本外包给朋友或学弟学妹……如此下去，甚至你读到的译著有可能是翻译自外国语学校的高中生之手。三是商业化等不及精品化。曾有某出版社将26部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按丛书翻译出版，这26部作品涉及十多种国家的语言，竟是由 “一人带队组团”翻译，事后证实，其翻译手段无非是“狂抄书”加“嫁接术”。
这些年，微信朋友圈常有一些原版“美文”，随后是近乎完全脱离原文内容与形式的译作，貌不合而神更离地表演着中文的“博大精深”。乔布斯的情书、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等无一幸免。文学翻译基本的“信雅达”，也沦为一种无边无际的玩笑。这就是被解构与市场化之后的文学翻译现状。可是，“中国故事”要讲好，文化互通要尽少损耗，文学翻译该怎么走呢?有一点是肯定的，连中国楼市都在宏调下走了十多年，文学翻译总不能丢给市场就不管不问。口惠实至，行政帮扶，中国的文学翻译才能平稳度过干涸期。
2.对市委书记捡垃圾当不妨“冷眼观之”
堂吉伟德
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消息，微博用户@橙子loveyou称，昨日上午10点左右和小伙伴们爬山，在毓秀山偶遇新余市委书记刘捷，当时刘捷正在清捡路旁的垃圾。该网友直呼不敢相信，呼唤小伙伴们都到毓秀山求偶遇!市委书记当起了志愿者，你会点赞吗?(8月31日《新京报》)
市委书记当志愿者，若是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环境中，这本不足为奇。然而若在官本位国家，这却是一件稀奇之事。因为真实的情况是，官员高高在上并“藏于深衙”，很难有地气的机会，以至于官员下班后像常人那样去逛逛路，也会在第二天成为“头条新闻”，并上升到“某某领导逛街考察民情”的高度。原本的人之常态，被冠以太多的身份角度与地位属性，为官者还是为民者之间，天然存在一条价值鸿沟。
割裂的认识之下，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不仅对官员的行为形成了限制，也左右了其他非官者的判断习惯。彼此都认为，为官者就应有为官者的架子，官员深居简出保持神秘感是天经地义，其他人对此也高度认可。正是这样的长期习惯形成，使得整个社会都缺乏一种平等的观念，平和的心态，作为正常人的基本表现，却因为固有的偏见而成为罕事。
在国外，国家元首下班后到超市购物，或者送孩子读书，或者在马路上当志愿者，并没有引起惊叹和尖叫。究其原因在于其国家文化中，最基本的就是权利平等的意识。不管你职位再高，权力再大，首先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拥有你普通人的应有权利，因而你当志愿者也好，作义工也罢，都是一个人自由的选择。就像那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价值和权利标准，思想的“平等”才能避免“偶遇领导”引发舆论围观，以及褒之过度。
离开了平等和常态的前提，那么对于“偶遇领导”就会出现舆论的两极分化，要么是遇官则疑，要么就是褒之过度，却鲜有人“冷眼观之”，无论是真实践也好，还是假作秀也罢，把官员与他身边的人等同起来，不强调身份，也不附带级别，将其视为一个普通而具有正常权利的人，才能保持平淡而冲和的心态，也会让舆论不过于大惊小怪，让自己和为官者都感到不适应。确切的说，市委书记捡垃圾之所以稀奇而少见，并非官员群体单方面的错，社会普通一员都应进行自我反思。
有人说，“偶遇官员”成为常态，才不会有作秀的质疑。其实反过来，对官员的行为从常人的角度去理解，从权利自由的层次，既不过度赞扬，也不轻易贬损，以“人在做，天在看”的态度“冷眼观之”，才能构建一个理性而宽容的社会，也才能培植和引导正常的价值标准。如此，官场伦理和是非判断才不会被情绪化所左右。因而，当我们再次面对“市委书记当起了志愿者，你会点赞吗”这个问题时，真正的答案应当是，既不点赞也不质疑，而只是平常视之。因为此时的市委书记跟常人并无二异。
不唯官，不唯上，不唯权，不媚富，或许对“偶遇官员”才会少一些纠结而多一些平和。要给官员去魅，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还得减少权力崇拜和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