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当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时，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老东家，狡猾、市侩，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对抗这史无前例的灾难，他被迫逃荒，亲眼见证着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的种种死状。他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还是深入民间报道灾难真相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绝望无止的逃生坎途，中华民族多舛命运的苦难一斑……
第一篇：
电影《1942》表现的这场大饥荒，造成了300万人死亡，300万人背井离乡。从1942年春天开始，河南各地出现冰雹、大风与黑霜，然后是遍地大旱、蝗虫肆虐。饿殍遍野之时，国民政府仍狂征军粮并封锁消息，灾民的粮食被搜刮殆尽，最终导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死亡，河南大地也变成了一座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成了当时最生动的写照。
“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的心很痛很痛……”
影片开始，讲述者很平静地给我们讲述了1942年世界上发生的诸多“大”事：宋美龄访美、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最后一条是河南大饥荒。于是，顺着这条脉络，我们发现很多同胞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死在了日本人轰炸中，甚至死在了别人的锅里……丘吉尔感冒竟然能够与300万人死亡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我不知道这是黑色幽默还是讽刺?
也许，在那样一个年代，老百姓的性命本身就卑微如蝼蚁，死就死了，包括300万人的死，都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变化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才被堂而皇之地排在了丘吉尔感冒的后面。于是，不管是少东家欺负花枝而后被抢粮的灾民杀死，还是花枝老公瞎鹿被几个痞子兵杀死在锅里，乃至瞎鹿的母亲死在日本人枪下，女儿从火车上摔下死亡，虽然死法不同，但却都殊途同归，国民政府官员不在乎，蒋总统也不在乎。因为在蒋总统的眼里，很多事情都比河南的灾荒重要，包括和日军作战，向英美列强求援，此外还要打通滇缅公路，解救被围困的英军，还要防备虎视眈眈的各路军阀和势力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有心思管老百姓的死活呢。或许，在蒋总统的心里，他希望把河南灾民当做包袱丢给日本人，用以拖住对方，却没想到对方本身就是虎狼，灾民的下场由此可想而知。
饥饿让人感觉迟钝，苦难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掰着手指头算一算，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括父母和一些上了岁数的邻居也都趟过1942那条河，但在观看《1942》之前，我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和我说起过老家曾发生过那么一场大饥荒。不知道是我的长辈们忘记了他们曾经遭受的苦难，还是故意模糊了记忆，就像一块长在心口的伤疤，不愿意再揭开露出那份血淋淋的伤痛。
作为灾民的后代，我能理解我的先辈们那种“只要活下来”就好的心态，因为他们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所以麻木就成了忘记过去和活下去的唯一支撑，当连“一口吃的”都难以满足的时候，再奢谈什么尊严和道义本身也毫无意义。并且，对于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老乡们来说，饿得“人吃人”当然不是什么能拿得上台面的话题，不谈也好，而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死了300万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所以你不说我不说，几百人死亡的事实就这样被压在了历史的箱底。
感谢我的老乡刘震云，让我们温故了《1942》;感谢导演冯小刚，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那段史实;更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过上富足幸福生活的同时，通过电影艺术塑造的公众集体记忆，一起祭奠灾民亡灵，以避免历史苦难重演。
第二篇：
影片结束时，我哭了。情绪很复杂，悲伤、痛苦、同情、无耐好像都不能准确的描述这个情绪，我说不上来，更像是一种慈悲。我也不愿意去太多的思考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只是让自己流着泪。
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觉得这部片子好看，但也在说，可能很多人会不觉得好看。我也在整理着自己，到底被什么打动了，绝对不只是影片拍得很真实。我在看的过程中，会去自然的对比现在的生活，比起生活在解放前的中国，真的犹如天堂一般。觉得自己太幸福，也感谢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但越往后面看，我确越多的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当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中国去掉经济高速发展光鲜的外衣后，其实骨子里面的东西，跟1942年居然没有两样时，我不仅打了个寒颤。我脑子里开始浮现出那位外国记者反复问道的一个问题：“怎么会这样?”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中日军队在此陷入胶着状态，大面积的蝗虫和旱灾使得夏秋两季绝收。在没有粮食的日子里，最后的出路就是贩人，年轻的闺女媳妇通常被买去周家口等地的窑子。电影中，徐帆饰演的花枝在失去丈夫后，为了孩子能够有一口吃的，在于男人一夜夫妻之后又将自己卖了了出去，临走之时，她对仅处了一天的丈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完整)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男人听罢，默默无语，只能无能为力的目送马车离去。
天灾也许还可以用“逃离”来解决，可是战争带来的伤害却是避无可避。即使河南已沦为半壁江山，仍是国民政府手里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也被搜刮殆尽，军粮供给亦不可少。当时的国民政府，从蒋介石开始，对于这场饥荒带来的灾难就处于“甩包袱”的态度。他假装不相信的态度也并未避过《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当面递上的血淋淋的灾情照片，中国人向来就是乐忠于报喜不报忧的。即便是最后拨下的救灾粮食，要支付军粮开始，打点上下级关系，最后到达灾民手中的已是寥寥。
似乎《1942》摆出的是一盘没有救的死局，影片中几乎动用了一切似乎可能救灾的外在手段：政府动用军粮的援助、宗教团体和国际社会的努力、民间的慈善捐助……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刘震云和冯小刚是智慧而充满灵性的，在片尾出现了这样一幕，大当家收养了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姑娘。这就是他们给出的救世良方：只有全人类最终开始明白人与自然其实是一个整体，只有人内在和谐了，才能有风调雨顺;只有当人类之间做到不分彼此的去爱时，人祸才能最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