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教科书外的鲁迅“画像”
在鲁迅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日夜躺着，无力读书写文的他有感于死亡的日益迫促，写了篇《死》。鲁迅到底是鲁迅，即便医生宣告了他“就要灭亡”，这篇关于死亡的文字，依然写得气势不凡。不过，这篇名为《死》的文字，之所以警策动人，也许恰恰是它吊诡地议论了生——鲁迅比谁都清楚死亡只是宣告了他肉身的灭亡，却启动了他声名的另一种新生。
就此，鲁迅，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沦落为他始料未及的且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个词汇。正如余华所言，鲁迅的命运即是从一个作家变为一个词汇，再从一个词汇变为一个作家。而鲁迅命运的转变，同时也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文化、文学的剧情变化。鲁迅，就像是“温度计”，忽高忽低的体温，鲜明见出整个社会的体温，是正常、感冒还是发烧。比起这种“鲜明”，鲁迅本身反倒变得晦暗不明。
除此之外，鲁迅又不时成为当代文化论战的试验常逝世70年，身后是非不止，争论不歇，即便再度谈论诸如鲁迅的文学创作、道德人格、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等老命题，也仍会生发出新问题，诸如革命与改良之争、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有论者指出，鲁迅早已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道统”。
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民众也越来越不满惯常的那个教科书里的鲁迅。他们要的是一个亲切有味的鲁迅。尤其近年，鲁迅被一再要求“还原”、“唤回”、“平视”，像是一件宝物，被双方不停地争来夺去。也在这过程中，鲁迅的面目庶几更清晰了些。
画家陈丹青自三年前“笑谈大先生”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就了七篇谈鲁迅的文字，好比是给教科书外的鲁迅画了七张简净风流的素描。在他那里，鲁迅并非一个词汇、概念或是什么说法，就是一个待在上海，抽烟，爱看电影，爱买书的作家。他喜欢的鲁迅，是“好看”的人，“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也是“好玩”的人，幽默、温情、体贴，最善于在每一行文字里自己玩；他赞叹“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于是鲁迅成就了上海，上海也成就了鲁迅；而鲁迅与胡适日后在此地彼地境遇之同异，“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对鲁迅的尊重，反致“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而《狂人日记》中鼎鼎有名的“吃人”和“救救孩子”的狂言，在提醒我们文学或可为历史的寓言与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