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老家来人，给我捎来半袋红薯。解开编织袋，看到那些还沾着星星点点泥土的红薯，我的眼睛忽然亮了，记忆的闸门仿佛一下子被打开，童年时关于红薯的一幕幕往事全都涌上心头。
我小的时候，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说吃不饱穿不暖一点都不为过。仅靠分来的一点口粮是根本无法度日的，于是红薯成了我们的主食。
红薯就像农村里的孩子一样，极其容易生长。从夏天栽种到地里，就无需再施肥，疯狂地生长着，红薯秧四处蔓延，巴掌形的叶子把地表覆盖得严严实实，阳光都漏不进去。到了秋天，红薯便可以收获了。用“沙场秋点兵”来形容那时农村刨红薯的场面是再形象不过了。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个个手舞镰刀，颇有些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宏伟气势。将薯秧割掉，一垄垄的土埂便裸露出来了，再用钉耙翻开泥土，一只只胖乎乎、红扑扑的红薯就冒出地面，人们欢呼着、雀跃着，别提有多热闹了。等“正规军”战斗完了，就是“游击队”的天下了。红薯秧是四处蔓延的，生产队在收获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红薯遗漏在土里。于是大家会在公家收获之后去捡。我们小孩子也手持小钉耙，拎着篮子加入其中，奋力刨土，即使手上磨出了水泡，也毫不在乎。每每刨到一个，必定大呼小叫，仿佛找到的不是红薯，而是金元宝。
回家的时候，大家常常把淘到的红薯放在一起比较，如果谁淘到的红薯又多又大，脸上必会露出无上的荣光，那淘得少的则会显得尴尬，然后在大家肆意的嘲笑和奚落声中怏怏而回。
到了生产队分红薯的日子，家家户户推的推，挑的挑，扛的扛，乡间小道上，人来人往，欢天喜地，仿佛过节一样。那一捆捆红薯秧也瓜分殆尽，富裕一些的人家留着喂猪，揭不开锅的则留着掺上粗粮烙煎饼吃。
红薯分到家里后，为了能在来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有接济，大家会把红薯储存起来。家家户户在门口向阳的空地上挖一个地窑，把没有碰破皮的红薯放在里面。地窑用木棍搭起，上面再放些草和土保暖。要吃的时候，通常是让家里的孩子从很小的窑口爬进去，把红薯一个一个地扔出来。那些破损的红薯，母亲把它们切成薄薄的片，放在锅里煮熟，然后一片片摊开在苇席上晾晒，待晾干后收藏起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母亲就会把红薯干拿出来，在热锅里翻炒，焦黄的时候起锅，咬上一口，焦脆而又香甜，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红薯也可以生吃，饿了的时候，就用袖子简单擦去红薯上面沾着的泥土，啃去外面一层红红的皮，便大口大口地咬着，脆生生，甜丝丝。最好吃的还是烤红薯，做饭的时候，母亲经常会拣几只大个的红薯，扔进燃着火星的灶灰里。等做完饭，用火钳把红薯夹出来的时候，红薯的表皮已经烤成了焦黑色。有时烤得太久，外表就烤成厚厚的一层壳。像敲鸡蛋一样，敲破一层黑枷，里面黄澄澄的的肉才会冒出腾腾的热气，散发出浓浓的香味，闻得人都快醉了。捧在手里，还是滚烫的，便不停地在双手之间颠来颠去，嘴巴凑近了嘘嘘地吹，却始终不肯放下。等吃完一个烤红薯，嘴角四周早已涂满了一圈黑色，像长了一脸的胡子，好笑极了。
红薯还能加工成粉丝。做红薯粉丝是小时候家里的一件大事，需要全家人一齐上阵。先是将红薯削皮切成小块，用石磨打磨成浆，然后把浆倒进粉丝模子，浆从粉丝模子里流出来，直接掉进开水锅里，略微一煮，就成了粉丝，把粉丝从锅里捞出来晾干，保存一年半载都不坏。只有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母亲才会将红薯粉丝拿出来，或炖、或炒、或煮，许多菜配上细长滑嫩的红薯粉丝就会增色不少，让人垂涎欲滴。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红薯渐渐从我们的食品中淡出了，家里很少再吃红薯了。时隔多年，红薯却因为其丰富的营养、较高的医疗价值，又走进了都市人的餐桌。我们不仅可以在超市看到它的身影，还有精明的生意人把它变成了酒楼里的佳肴，身价倍增。大街小巷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小贩用煤油桶改装成的铁皮炉子烤红薯卖，生意很是红火。看着年轻人乐滋滋地吃着烤红薯的那份神态，我仿佛又闻到童年时那一缕缕在初冬的天空里弥漫着的红薯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