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乡村医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们既耕田种地，又担负着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任。
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发展和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受诸多因素影响，乡村医生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015年，我省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提出，按照每千名服务人口不少于1名的标准配备乡村医生。这意味着，拥有5000多万农民的我省至少需要5万名以上合格村医。
选择村外看病的越来越多，村医收入越来越少了
一座不起眼的低矮砖房，屋顶铺着一层灰瓦，门口既没有标志也没有牌子。虽然位于村中心临街的位置，可如果没有村民指点，记者还是很难找到这个冀中某村的村卫生室所在。
“反正看病的人也不多，不用多大面积，再说村里人都知道这儿，也不用挂牌子。”该卫生室村医王真告诉记者，卫生室外屋是诊室，里屋是休息室，也当储药间。
“我今年55岁，当村医30多年了。村卫生室就是我当村医那年盖的，按理说早该翻盖重建了。但近几年来看病的村民越来越少，我的收入也越来越低，只靠当村医这一万多元的年收入，养家都难。没办法，现在家里种了十几亩地，农忙时要下地干活，有人来看病就给我打电话。”王真苦笑着告诉记者，如今自己连“全职”也算不上，自费改扩建卫生室想也不敢想了。
与如今的“低收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王真30多年的村医生涯中，也有过风光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工分制的时候，村医这一行和村干部同工同酬，在我们这儿一天能挣10个工分。后来，工分制度取消，我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药品差价，最高能占到收入的40%-50%。”王真回忆。
变化始于21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不断流失，王真感觉到，来看病的村民越来越少了。
“我们村本来就不大，现在户口在村里的，也就1200多人。但村里没有什么产业，青壮年多出去打工了。实际上常年在村里住的几百人，还以老人和孩子为主。”王真无奈地表示。
邻村村医孙明明的无奈比王真“更进一步”。
孙明明所在的村稍大一点，在册人口2000多人，常住人口不足1200人。“人们在外面打工久了，就看不上我们这些‘土村医’了。他们自己不在村里看病，家里的孩子老人得了病，也会想方设法到县城、市里看病，最不济也是去乡卫生院。看病的人少了，收入自然就少了。”
王真说，在社会各行业整体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村医收入不升反降。“我是年纪大了，一辈子的技术放不下，干不了别的。不然我也想转行，或者去外面打工。”
记者走访发现，在有些经济不甚发达、没有产业基础的农业村，由于外出打工人员较多，村卫生所病人减少、村医收入下降，个别村医单靠行医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与王真、孙明明所在的村不同，石家庄某县村医楚卫东所在的是一个有3000多口人的大村，村里有几个自办企业，村民们多在厂里上班，相对比较富裕。服务人口多、经济条件好，楚卫东的诊所也显得更为“气派”：里外共5间屋，宽敞干净，中药柜、西药柜、氧气瓶、诊断床一应俱全，还有4张病床。达到这种规模的诊所，在农村并不常见。
楚卫东告诉记者，因为村里人多，诊所设备也比较先进，每天来看病的村民很多。但即便这样，他每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0元左右。
楚卫东今年35岁，2004年毕业于石家庄一所专业医科学校，是村医中少数拥有专业资质的“少壮派”。良好的口碑和诊所先进的医疗条件，让他曾一度对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非常满意。
“2010年前后，‘新农合’基本在农村覆盖。这两年家里有车的农民越来越多、路越来越好走，反正看病都能报销，到镇上、县城就是一脚油门儿的事，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农民有个头疼脑热都要跑到镇上或者县城看病。”楚卫东表示，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村卫生室在方便程度和报销比例方面的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2009年国家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取消药品加成，要求基本药物零差价销售，楚卫东的收入一下子“掉了一大半”。“村民到卫生室，一般也就是看个感冒、腹泻之类的小病，最多也就是打针输液。实行‘零差价’之后，根本挣不到什么钱。”
“凭良心说，新农合、零差价，老百姓得了真实惠，我们也服气。”楚卫东说，其实国家在推行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时，本来也是考虑了村医收入问题的，根据规定，推行药物零差率销售后,财政按各村卫生室的服务人口数量发放基本药物补贴。根据现有的国家补助标准,一个服务1000人的村级卫生室每年光补贴就应该有近2万元。
“但实际上，由于财政紧张等诸多原因，个别地方的村医补助做不到按时足额发放，经常拖欠或者克扣。”楚卫东告诉记者。
河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2015年针对我省某地264名村医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村医只有25.4%，只有1.5%的村医对收入感到满意。
为了维持生计，许多村医只能“搞副业”。上述调查显示，半医半农的村医占33%，医主农辅的村医占42%，脱产从医的人仅占7%。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财政与绩效研究室主任应亚珍多年从事农村卫生政策研究。她认为，推行新医改以来，村卫生室只能使用零差率的基本药物制度，村医收入渠道发生变化。以前主要靠卖药获得差价收入，现在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和直接提供生活补助。村医收入降低，部分是政策因素导致的。因此，各地政府一定要为村医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否则，乡村医生的收入将明显下降，日常运行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补偿压力，也严重影响到乡村医生从事医疗服务的积极性。
村医年龄越来越大，医术提升空间越来越小
今年45岁的李德福是秦皇岛市一名乡村医生。1992年他从某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村医。
“现在全乡50来个村医大部分在50岁以上，比我年纪小的还不到10个，30岁以下的一个没有。”李德福笑称，别看自己已经干了20多年，但在村医队伍中，还算“年轻人”。
河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5年的调查显示，受访村医平均年龄为47.98岁，其中最小的23岁，最大的78岁，50岁以上的占38%，小于30岁的仅占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