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公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郑国大夫子良说：“晋、楚两国不追求美好的德行而只顾着打仗。它们不讲信用，我们还是要讲点信用的。”于是归顺了楚国。同年夏天，郑国与楚国会盟于辰陵，陈国也同时降服（同年冬天，楚国趁着“夏征舒之乱”而攻占陈国并准备将其作为楚国的一个县，后来楚庄王在大夫申叔时说服下重新立了陈国国君）。同年厉之役，郑国败于晋国，不得不“徼事于晋”，又做了晋国的附庸。
于是在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楚子围郑”、“楚子退师，郑人修城。（楚）进复围之，三月克之”，迫使郑襄公与楚国结盟。同年六月，晋国派中军元帅荀林父救郑，晋楚爆发有名的“邲之战”。此役中楚国击败了中原最强的诸侯晋国，强盛一时。楚庄王也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楚国在“邲之战”后开始称霸。宋国在这种局面下也被搅进了大国争霸的乱局之中。这次宋国与楚国交战源于宣公十二年，即“邲之战”当年冬天。楚国讨伐萧国，宋国救援。
同年，晋、宋、卫、曹四国同盟于清丘。如此一来，宋国便完全站在楚国的对立面了。
宣公十三年，楚国开始进攻宋国。
宣公十四年秋天，楚国出兵包围宋国国都。宋国派乐婴齐向晋国求援，晋君未出兵，只派解扬前往宋国，准备告诉宋人“晋师悉起，将至矣”，让其坚守而不要投降。可是解扬在经过郑国时被郑国囚禁并献给楚国。楚庄王为了动摇宋国军心，利诱解扬告诉宋人晋国援兵不来的实情。解扬前两次都没有答应。到第三次劝说时，解扬竟然答应了。待他登上楚军的攻城楼车后，他却仍把晋国援兵将至的“假”消息告诉宋人。楚庄王大怒，怒斥道：“你已经答应我要把实情告诉宋人，为什么还这样做？不是我不讲信用，是你抛弃了信用，你等着受刑吧！”解扬答道：“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庄王无言以对，只得释放解扬，并准备撤兵回国。事实上，如果楚庄王就此罢兵，便不会有“宋人及楚人平”的故事了，但此时却有出现戏剧性变化。
楚大夫申叔时建议楚庄王可以在宋都外建设营房、分兵屯田，宋人必定俯首听命。庄王听取了建议，准备长期围困。
接下来事件的记载则体现了《毂粱传》、《公羊传》和《左传》的不同所在。《左传》记载：听说楚军准备长期围困后，宋人害怕了。他们派大夫华元于夜里悄悄跑到楚军军营，面见楚军主帅正卿子反，说：“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炊，升火做饭）。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従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惊惧，便答应了华元的请求。楚军后退三十里并与宋国媾和，宋大夫华元为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公羊传》的记载则带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楚军开始围困后，主帅子反登上宋都外的土丘，窥探城内动静。此时，宋国主帅华元也登上了土丘。二人在丘上交流起各自底细来了。华元说：“城内快撑不下去啦，人们易子而食，用骸骨升火做饭”。子反说：“真是疲惫到极点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实情呢？”华元答：“君子见到别人遭受困顿，就对他怜悯同情；小人见到别人困顿，就幸灾乐祸。我看您就是一位君子，所以就告诉您了。”子反倒也实在，便告诉华元：“对啊！不怕告诉您，我军也只有七天粮食了。粮食用尽，我军就得撤退了。”说完两人依依惜别。（远之注：真是君子啊！如果真如此，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战争了吧？！）
子反回去后，便将和华元对话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庄王。楚王虽然原谅了子反，但却一心仍要长期包围下去，子反说：“大王您待在这儿慢慢围困吧，我回去了。”庄王忙说：“你都回去了，谁和我住一起呢？我也和你一起回国吧！”于是楚国退兵。
《毂粱传》的记载则极为简短，简短的就和《春秋》原文差不多：“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义也。人者，众辞也。平称众，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公羊传》和《毂粱传》都在“宋人及楚人平”中的两个字上做文章，一个是“平”字，一个是“人”字。前者认为这次媾和原本是值得称赞的，但推动者不是国君却是居于下位的臣子大夫。不称他们为“大夫”而称其为“人”，这是贬斥的意思啊。后者从民心和和平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次和解是“义”的体现，是君臣上下共同的愿望，值得称赞。
与《左传》相比，《公羊传》、《毂粱传》的.记载加入了作者或编者的观点态度。“宋人及楚人平”虽然是当时诸侯争霸中极为普遍的一次媾和事件，但从三传的记载来看，这次媾和前必然发生了特殊的事件，而恰是这一事件使三传都对此次媾和加以详细描述或加以简评。《春秋》原文并没有给出来，但《公羊传》和《毂粱传》对此进行了考察和评价，总结出了可以归为“春秋大义”的内涵。《左传》则相对中立，仅记载了和解的过程而未加评述，倒是盟语所言“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令人印象极深，这该不会就是成语“尔虞我诈”的出处吧？
【解析二】
宣公十五年，庄王围宋，战争进行到了白热化，楚军只有七日之粮，“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庄王此时心急如焚，派司马子反去打探宋国军情，以早有所图。
子反登上临近宋国都城墙门外的土丘上，向城内窥望，恰巧此时，宋国大夫华元也登上城墙，观看城外动静，于是与子反不期而遇。
子反问华元：“子之国何如？”华元满面忧虑，称城内早已弹尽粮绝，百姓们“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已到了不堪命的地步。子反颇感意外，战争中大抵被围困的一方往往“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以此来显示自己兵精粮足，希望在气势上给敌人以畏慑，没想到华元毫不隐瞒，竟据实相告。子反问华元为何如此诚实，华元以“君子见人之厄而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为由，称司马子反乃匡世君子，所以才据实以告。子反深受感动，就告诉华元楚军也仅有七日之粮，劝华元坚守城池，待楚军粮尽退兵。 子反回到楚军大营，向庄王禀告宋国军情，庄王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于是号令三军，“取之而后归”，司马子反又向庄王说他也将楚军的窘迫告诉了宋大夫华元，庄王大怒，子反又辨解说，“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之臣，何以楚而无乎？”而后又向庄王请假“君请处于此地，臣请归”，由于司马子反执意返回，庄王也无可奈何，只得“引师而归”。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诗词网文言文阅读”的古文观止栏目。
宋国与楚国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公羊高以为这是司马子反与华元以诚相待的结果。我不尽苟同，如果说古人坦诚到双方交兵时仍以实相告，倒也无可厚非。试想一下，倘若楚庄王坚持已见，发兵攻城，宋国必亡，华元也只能是宋国的叛徒，公羊高再写《公羊传》时还会不遗余力的称赞他的坦诚吗？自古兵不厌诈，倘若华元以假示人，向司马子反上演了一出类似诸葛亮的空城之计，再恭维他几句，拍一下马屁，司马子反就忘乎所以，沽名钓誉，泄露军情，庄王听从子反建议退兵，岂不正中华元下怀？那么公羊高恐怕也不会再为司马子反颂赞歌。更可笑的就是一国之君楚庄王，两军对垒，最忌军情外泄，司马子反作为军中大臣，受命查探敌情，得来的情报未必就是真的，还竟然把已方的军情泄露给敌军，理应斩首示众，庄王盛怒一番，不仅未对子反加以惩罚，反而听信其“君子不欺”之说，班师回朝，令人涕笑皆非。
若以当今观点再看司马子反与华元，二人为了国之团结，民之安定而互诚互信，避免了一场战争，倒真是为世界和平做了一大贡献，然则子反与华元皆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古人，恐怕没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吧？！公羊高一篇“宋人及楚人平”载入史册《公羊传》，对子反、华元大唱赞歌，难道他这个春秋齐人能未卜先知，预料到两千年后的人们对和平的热爱与追求？！
真乃满纸荒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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