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父亲的书房是董桥在南洋为自己围成的心灵故国，台湾之行则让董桥与他的精神家园真正相逢。
台岛七年，是董桥第一段重要的求学经历。其意义不在于读书，而是令他见识、珍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民国”。1970年代初，董桥负笈英伦，一边为bbc打工，一边入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半工半读，一晃就是八年。这一趟被他视作学识、素养乃至趣味上的全面洗礼，整个人为之焕然。
报人董桥
董桥的办公室设在《苹果日报》采编部一角，门上贴着a4纸打印的“社长室”三个字，似乎非常临时。实际上董桥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做了13年。五年前他曾说，做完当年他就辞职，回家专心读书写字去。
“有什么办法？他们不让我走——不过，做完今年我就辞职。”董桥坐在他铺着稿纸的办公桌后面说。“社长室”很小，只有六七平方米大，书架上立着一张胡适的旧照。
文人身份之外，办报其实才是董桥的主业。1980年他从伦敦回香港，最早就是被金庸请去《明报月刊》做总编辑。这份杂志1966年由金庸创办，倡导“文化、学术、思想”，旨在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作积极贡献”。
董桥接手《明报月刊》后，邀了余英时来写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作谈判之际，两人信件来往频密，商量文稿之余，余英时常叫董桥告诉他香港的近况，非常关切。“当时很多颇有名望的学人都会写些暮鼓晨钟的文章，我也请余先生写。有一次来信，余先生引了清代黄宗羲提醒读书人的诗句：不放河汾身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对我如当头棒喝。从此，我宁愿观赏余先生像一湾清流那样，对所谓审时度势不闻不问的文字。”
董桥在《明报月刊》主政六年，后应林语堂先生之女林太乙邀请任《读者文摘》中文版主编。1989年，又被金庸挖回，全面执掌《明报》。1995年，《苹果日报》诞生。创立之初的《苹果》以情色暴力为卖点，销量一跃40万份，而立场中正、知识分子气的《明报》当时只得十一二万。两年后，董桥入主《苹果日报》并担任社长。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而董桥兴致勃勃，表示他非常想弄清《苹果》热销背后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