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旧历年，我就八十岁了。按年龄计算，我已经过了七十九个年，但我还能想得起来的却只有五个年。
第一个是儿童时代的孩子年。那年我才六岁，在福建老家。那年代，小孩子都盼望过年，因为过年有大盘大碗的鸡鱼鸭肉，还有红包，小孩子当然开心！孩提时代过年是难忘的，尤其是人老了最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由于家乡过年的习俗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个是大跃进年代的革命年。这时的我在广西壮文学校，时间是在大跃进年代和“文革”前。那个时候，每到元旦后，上级党委都要发出通知，要求干部群众破除陋习，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破除陋习不存在什么问题，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之下，一切封建迷信都已经销声匿迹，而“革命化”的简单行动就是参加义务劳动。春节期间，没有什么农活，主要是植树造林。这种行动我记得有两次：一次是在1959年春节。那年的除夕之夜，武鸣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武鸣县委打来电话，要求壮校职工每人带一个小桶去造林。县里的林业干部发给每人三斤种子，并带着大家向南边的一条山路走去，山路的两旁都是荒坡野岭。大家一边走一边把装在桶里的种子往野地上抛撒。走了五里路左右，大家的种子都丢完了，就宣布收兵回朝。到底有没有长草长树，谁也不去理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造林任务，根本没有人管它成林不成林。又一次是在1963年春节，武鸣县委又叫我们去挖树坑。这次倒是说清楚了，说是前几年是年年造林不见林，浪费了人力物力，今年种的树要专人专管，单位包干。壮校职工的任务是每人挖八个一平方米宽、一米深的树坑，种树的事由武鸣的单位去做。这一天，我们在去宁武公社的一个荒坡上，卖力地挖了一整天，胜利完成了任务。过了几个月，我们去壮校农场劳动时，经过那块荒坡，结果仍然不见一棵树，白白辛苦了一场。在那浮夸风盛行的时代，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明知是劳民伤财也不得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