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是“文革”中的忧心年。这是在1970年的春节，地点是在武鸣两江中学。这一年壮校已经“斗、批、散”，我被下放到两江中学去教高中。我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土屋里，吃饭睡觉办公都在 这个破房间里，生活艰难自不必说，更可怕的是春节期间，当地的老师都回家过年去了，整个学校就剩下我们这家走不脱的外地人。当地的治安很乱，我们去了不久，河滩上就发现死尸，小偷来学校偷鸡更是平常事。为了安全，我们除了晚上穿着毛衣睡觉外，还在过年前的一个星期，到圩上买一条小狗回来养着，以便夜里有外人时它会叫醒我们。等到春节过后，老师们都来校后，再把这条小狗杀掉。一连三年，我们都是以小狗为伴，过着紧张的春节。直到1974年调回壮校，才松了一口气。回想起来，真叫人心酸!
第四个是退休后的旅游年。时间是在1995年春节。我的连城学生周华，在海南三亚当了大酒店的财务总监，那年打电话来邀请我和女儿去海南玩。在海南的四天时间里，周华把我们的吃住费用全包了，还亲自开车载着我们到处游玩。天涯海角的巨石、亚龙湾的沙滩、榆林港的军舰、海湾里的红树林、海上的油气田、稀疏的椰子林、古老的七公祠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这次的海南之行，开启了我外出旅游的先锋，在往后的十多年里，我重游了南宁、武鸣，游览了云南、贵州，走访了北国江南的许多风景名胜，为我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说不尽的快活。
第五个是七十岁的时尚年。那是在2004年的厦门，那年我已年满“古稀”。在年初二那天，我把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女外孙都集中到酒店吃团圆饭。吃饭前的第一个节目，是儿子和两个女儿给我们两位老人送大“红包”，然后是我们大人给外孙、外孙女和孙女发小“红包”。发完红包后，我坐在圆桌的中心位置，儿孙们分两边将我和老伴团团围住，向我们拜年祝寿。然后大家饮酒吃菜，谈古论今，其乐融融。到了末尾，我还让孙女和外孙女朗诵我的生日之歌，其辞曰：“七十年华去如烟，平凡往事现眼前。京师求学风雪冷，南疆苦战日月艰。峰回路转逢改革，柳暗花明启新篇。功成名就家兴旺，自在逍遥度晚年”。两个小丫头虽然不大懂诗中的含义，但读得有板有眼，受到大家的掌声奖励。这就是我晚年过年的天伦之乐！ 回忆了五个“过年”，我凑成了一首顺口溜：年年岁岁年相似，岁岁年年味不同。过年随着时代变，酸甜苦辣在其中。爆竹声声除旧岁，一年一度又春风。老汉八旬逢盛世，想起过年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