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县医院把我安置好，给我买了些饭菜票，并委托住在县城父亲的一位战友照看，便匆匆地赶回去上工。
在县医院，经过一星期的治疗，又一轮的打针吃药，仍然每到下午就高烧起来。以后的日子，靑霉素针剂从每天打两针，增加到每天打三针，仍然没有治疗效果。那时，我手摸着屁股上密匝匝的针眼无比伤心。母亲来医院，要接我回去。医生不让，说：“这种病，大约是孩子小时候免疫形成期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治疗。你接走我们可不负责。”母亲执拗地说：“不要你们负责，他要死，也让他了。”
就这样，母亲背着我来到街上，在一家饭店买来饺子和包子，并买来许多甘蔗给我。兴许是吃了热气腾腾和辛辣的食物发了一身汗，也兴许我命不该绝，不可思议的是在回家的当天下午却没有发烧。回家休养期间，母亲在野外挖来先前吃过的车前草、半边莲、板蓝根之类的草药，煎水趁热给我喝，在连续喝了一星期后，病却痊愈了。在以后的日子，这样的病，同样的情形，又复制了一遍。
这个中缘由，至今，我没有答案。
在我以后的经历中，特别怕去医院。一次去医院门诊，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漂亮内科女医生，是我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也许是出于对同学的关照吧，她亲自替我取药和打针。当她用药棉涂抹我股肌肉组织，看到我肌肉收缩紧绷时，她笑了，说：“一个大老爷们还怕打针呀！看你紧张的样子，肌肉就跟一块铁坂板似的。”我也忍不住笑打趣着说：“哎呀没办法呀，俺这屁股，小时候就被纳了鞋底了啊！”完事后，出于礼节，她让我到她医院来玩，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要玩也不到医院来！”
失礼归失礼，说的却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