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母亲去世了，去年岁末，父亲也去世了。他们二老生不能同日，但却都是在公历的12月1日离开这个人间的。
母亲去世后，我几次提笔想写些文字纪念母亲，但心里总有些不忍。我不相信母亲离开了我们，我怕提起她死去的字眼。每当我提起笔写到“母亲”二字，我就想哭，想为母亲而哭。几次开了头，几次又放下了笔。
母亲和天下绝大多数的母亲一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慈爱，善良，忍让，勤劳。她本是个“地主”家的千金，幼时丧父，初师毕业后嫁给了我的父亲——她的远房表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巨变后，她到大别山中当了小学教师，那时她28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这时我的父亲则去了百里外的一个小城，当时在专署所在地的潢川做了税务局的干事。
在那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母亲为什么选择走上“革命”道路，而母亲的妹妹——我的小姨则成了农民，这一切皆因了我的父亲。我的外祖母后来告诉我，父亲家也是“革命”的对象（父亲的高祖曾是清代咸同时期江苏、浙江的布政使），家里的所有祖传财产交出去后，父亲远走高飞。母亲虽然学历并不高，但可能为了生计为了孩子，或者受“革命”形势鼓舞，也去县政府报名当了教师。母亲第一次参加工作是到伏山乡，三十年后退休也还是在这个山沟里。当时尚有残匪，母亲拎着上级发的手榴弹进了重重叠叠的大山。之后的三十年里，她从一个山沟的小学校调到另一个山沟中的小学校。郑河、吕祠堂、牌坊、韩冲、扬桥、余子店、里罗城、燕塆、王楼……母亲的青春、理想、还有那短暂的生命，就这样在一个个地名的更换中，一点一滴，随着时光抛洒在那一道道被流水冲刷出的山沟里。三十年后，她顶着花白的头发，佝偻着伤痛的腰，带着几个磨损得不成样子的笔记本才回到父亲的身边。
母亲一生到底教了多少学生，恐怕她自己生前也不知道，她也没有打算记住这些事儿。她教了一群孩子，然后一纸调令，她又要到另一个更偏僻的大山里去了，结果转来转去，若干年后她又回到了当初教书的小学校。那些在她面前启蒙的孩子们长大了，做了父亲，父亲们又牵着自己稚嫩的孩子，口口声声喊着“陈老师”，又把孩子送到母亲的身边。不光是山里的孩子，包括我们兄妹三人，母亲都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不仅是慈爱的，也是严厉的，大约是一年级的时候，我到外边玩忘了上课时间，母亲罚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教室外站了一堂课的时间。
山村小学校里老师少，学生也少。在偏僻的村小里，往往是几个班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这时，母亲往往是先教一个年级的课，布置作业后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她不仅教语文，但凡是需要开的课都是她一个人上。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母亲成了全能人才。山里的孩子穷，特别是女孩子，家里往往让她们早早地辍学。这时母亲就一次又一次地登门做家访。有一个女孩，因为母亲的劝说，她复学又回到了学堂，后来师范毕业当了中学教师。她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谈及“陈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母亲再送她上学的情景。山里的孩子住得分散，学生们放学时，老师都要负责送孩子一程，特别是下雨天，山洪暴发后，老师要背年纪最小的孩子过山涧。母亲虽然个子并不高，这时就显出了她的勇敢。孩子趴在她单薄的肩膀上，闭着眼睛，听着洪水的怒吼声，缓慢的渡过混浊的不断上涨的河水。
“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正在一个小镇上教书，这时，我在这所学校已经读到了六年级。学校的墙上贴着母亲的十大罪状，造反派们要母亲回答红卫兵的提问，母亲不知所措。这时，我发挥了写作的能力，帮助母亲诚恳地写检查。从家庭根源写到思想认识不足。母亲的检查足足写了两张纸，贴在学校醒目的土墙上，只到有一天风雨发挥作用才洗刷掉母亲的惶恐。
我是母亲在一个叫吕氏祠的小学校里生下的。我长大后，母亲曾领我来到这个有着巨大廊柱的祠堂里，指着一间并不宽敞的房子告诉我，她是在学生放学后的一个黄昏里，生下了我。按时间推算，母亲当时只有32岁。小时的事情我肯定不记得了，印象中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后来来到我家的外祖母，像追逐花期的蜂农，在一个学期结束后，从一个学校搬到几里或者十几里的另一个学校。学校往往没有职工宿舍，我们就租住在邻居的家里。在我的幼小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出现父亲。我也一直没有问父亲的下落。仿佛一直到了小学四、五年级，父亲才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父亲重新走进我们家庭的第一幕是很尴尬的。当时我家还租住一个张姓人家的房子里，已经读初中的哥哥将父亲与母亲的被子扔到院子里，叫嚷着要父亲滚出去。少年的哥哥大约受了别人的挑唆，或者他对父亲多年来对家庭的不管不问十分生气，所以才做出让母亲十分难堪的举动。
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虽然降了工资，但没有丢掉公职。据说，划为右派前，他正与母亲闹离婚，打算再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但这场运动让他的一切都泡了汤。大约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回家，更没有尽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于是，养家糊口，包括教育几个孩子的事情，就都落在母亲的肩上。
母亲的工资只有二十几元，要养活三个孩子和外祖母，还要接济乡下的妹妹一家，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捉襟见肘。家里往往是寅吃卯粮，到了月底还没有发工资的那几天，母亲只好找学校先借几块钱。那时没有储蓄之说，学校里老师们有个互助会，工资到手时每个人拿出五块钱，让最急用的一个人先使用。等到我们兄妹三人上学时，大家就让母亲享受这份特权。
就这样，母亲的工资最多只能保证全家的口粮可以买回来，至于添置衣物，则是十分奢侈的事情。我的衣服往往是哥哥下放的，外祖母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冬天了，母亲没有棉衣，只好将破布塞到内衣中。家里除了支竹床的四张凳子，就是一个破木箱子。搬家时，用绳子扎的竹床卷成一捆朝肩上一扛，就到了另一个山村。至于家里烧的柴火，都是母亲带着我们上山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