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二者宗教观相异的原因分析
贝格尔与费尔巴哈在宗教观上的差异，是与他们各自所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学术身份与使命、研究的理论方法不同密切相关的。
首先，费尔巴哈所处的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是一个从神的绝对庇护下解放出来的“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的时代。在法国，以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为首的思想家高声疾呼人本主义与无神论，反对宗教教会统治，宣扬人的理性与自由权利。而在德国，由于封建势力与教会力量更为强大，思想界显得略有保守。尽管康德的批判哲学、休谟的怀疑主义、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以及施莱尔马赫的宗教研究等有力地批判了宗教之蒙昧，有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从人的本质与人的需要出发，来理性而又详细地剖析宗教，这为费尔巴哈更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灐７讯巴哈的使命是揭露宗教虚伪的实质，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通过《论死与不死》、《基督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和《宗教本质讲演录》等一系列著述，他把青年黑格尔派发动的宗教批判运动放到一个新的哲学基础———人本主义之上，并将其推向了高潮。而贝格尔活动的时代，尤其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美国正兴起“现代宗教狂热”，贝格尔也因此对宗教社会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写作关于宗教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当时正值西方应用社会学的鼎盛时期，宗教社会学家的目光普遍集中于宗教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功能和命运。另外，由帕森斯和莫顿掌舵的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也是大行其道，深刻影响着当时一大批社会学家的研究视角。受时代的影响，贝格尔也从整体上、系统而综合地研究了宗教之实质、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和命运，为宗教社会学创造了一套有生命力的理论。因生活时代的学术使命不同，贝格尔与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异化”说上出现认识之侧重点不同的差异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的差异也是导致二者宗教观相异的重要原因。费尔巴哈早年曾立志委身于神学，后来对哲学产生兴趣，于是不顾父亲的反对，到柏林师从黑格尔学习哲学，成为青年黑格尔学派一员。费尔巴哈是德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的、公开的同基督教决裂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传统宗教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对宗教现象的批判，他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从哲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进行的。他称自己的哲学为“人本主义”哲学，“自然”和“人”是其哲学思考的基点。在其致父亲的一份信函中，他写到：“哲学给予我永生的金苹果，向我提供现世永恒福祉的享用，给予我以自身的相等。……我要把大自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要把人，把整个的人，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这是个贯穿一切，穷究根底的思想，有了它我就有了一切，并能自己延伸到世界的尽头。”在这封信中，费尔巴哈不仅表达了从神学转向哲学的决心，而且预告了他所追求的哲学的道路和方向：把“大自然”和“人”“深深地铭刻在心中”，从这里出发对宗教和神学进行批判。他说：“谁要从精神上探究人事的根源，谁也就应当感性地、肉体地立足在这样一个根源上：自然界。只有直接同自然界打交道，人才能使自己健全起来，才能摆脱一切牵强附会的、超自然或反自然的观念和幻想。”炘诜讯巴哈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灐７讯巴哈在哲学上断然否定超自然、超人的一切精神性实体的存在，而把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作为其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认识论上，费尔巴哈指出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事物的本质是怎样的，就必须怎样来思想，来认识它们，坚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费尔巴哈认为人就是他自己的思考对象，将宗教归结为对无限的认识。宗教“不过是对于知觉的无限性的认识；或者说，在对无限的认识中，有意识的主体以其自身本能的无限性作为认识的对象”。上帝作为“理解的存在”、“道德的存在或法律”、作为“爱”等方面，都是为了适应人类的本性的各种不同的需要。费尔巴哈分析了“宗教之虚伪的或神学的本质”，认为把上帝看成是离开人的存在而存在，会使人相信启示和奇迹，不仅会“损坏和消除人类的最重要的感觉，对真理的追求”，而且相信宗教仪式的“圣餐”和献祭，导致“必然的结果是迷信和不道德”。他认为基督教的上帝只是一个幻象。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目标就是揭露宗教的真相，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指出天国的根源在人间。
与费尔巴哈不同，贝格尔原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后来转向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对宗教现象进行研究，成为活跃于宗教学界的宗教社会学家。很大程度上，贝格尔沿袭的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路径与范式。韦伯曾将社会学界定为一门关于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与互动的解释性科学。社会学就是对生活于群体之中的人们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这些群体对于一般人类行为和其他机构及群体所发生的影响的研究瑐瑡灐Ｒ虼耍他们从社会学的视野探究宗教现象，往往关注宗教与意义系统、宗教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价值中立，置身宗教之外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和解释宗教。作为社会学主要分支的宗教社会学，不仅将宗教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且从宗教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宗教的本质、起源与发展，尤其是研究宗教团体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宗教在社会中的传播，在人类群体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社会发展的正负影响等。贝格尔的宗教“异化”说更多的便是从宗教之功能性方面来阐述的。在《神圣的帷幕》等书中，贝格尔就是从社会学思想的基础出发，运用关于人类活动的理论分析宗教现象的。他以早先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为基础，运用作为现代科学研究特征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力求把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论概括，得出一般结论。贝格尔对这种核心在于建立并维持秩序或意义世界的人类活动的描述，具有明显的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特征。另外，贝格尔既继承了韦伯理性理解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把宗教这一社会行动置于可理解和更加内在的意义背景之中———寻求社会行动的“为什么”，而并不局限于社会行动“是什么”。同时，他也并没有放弃迪尔凯姆深入考察世界宗教的实践方法，力求用真实的考察结论完善自身的思想。
有意思的是，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问世后，被一些人斥为“无神论”的论述，他关于宗教世俗化的分析，也被认为是一种对宗教绝望的态度。贝格尔对此深感不安。作为社会学家，他并不放弃“方法论上的无神论”，即从经验出发的归纳法，承认宗教在当代的变化，而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当代极少的关心神学问题的社会学家，他却又不甘心看到宗教本身的世俗化。为了平衡这种矛盾，贝格尔揉合社会学与神学的兴趣，发表了《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一书，从人的日常经验出发，论证了超自然的存在，并由此而进一步提出，宗教的未来既不是“宗教的完结”，也不是“复活之神的时代的来临”，而是“在世俗化的文化中，继续发现超自然的存在”。作为一个主张宗教是人的产物的社会学家，贝格尔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但不同于费尔巴哈，他是一个非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者，因为他的人本主义，最终落实到以人为神的出发点，从人身上的“表征”走向超越人、超越自然的实在。他既是一个独特的、重视思辨的社会学家和宗教学家，又是一个独特的、重视经验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理论不但是２０世纪西方思想的两大潮流———人本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的典型范例，而且是一个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相结合的典型范例灐